作者的话
在如今的医疗环境里，每一个人都感到不舒服，无论是患方，还是医方。曾经我以为，制度不改，则医患矛盾无解。
但当我采访了一位又一位名医，亲身感受他们诊室的和谐，与患者交流的通透，帮助与被帮助之间的感恩，我明白，任何问题都是有解的。

对于疾病，病人与医生的视角天然是不同的，在患者的看来：“大夫，您只是在观察，而我是在体验。”因此，美国著名医学家、人文主义者奥斯勒指出，作为医生需要不断提醒自己，在看病人时，应当坐下来，哪怕只是30秒钟，病人会因此放松，更容易交流思想，至少感到医生愿意花时间对他的病有兴趣。这是医生的基本哲学。

医学在发展，技术在进步，永恒不变的是对人的关怀。如果没有了这个不变的出发点，一切医疗行为都是盲目的。

人文关怀在我国医疗中的缺乏是个不争的事实，我相信，这只是社会变革必经的过程和代价，在医学的反思中，她终将回归——这也是从根本上解决医患问题的一把钥匙。

有人说，沈琳有点冷，她自己也这么觉得。但在我的几次深入采访中，我却深深感染了她对临床工作和研究的热情。

她掏出手机，打开医院的MDT群，就兴奋的像个孩子，直说“特有意思”；门诊里，家属为了对患者隐瞒病情，常常把患者“藏”起来不让见大夫，她就向家属一个一个患者地要，“我们天天和患者打交道，谈一个吓跑一个，谈一个吓瘫一个，还看什么病啊。”

肿瘤医生总是希望对患者说部分真话。

沈琳说，多数人获知自己身患肿瘤后，只有1%的人会拒绝治疗，绝大部分的人在经过几天的思想挣扎之后，都会积极主动地配合医生治疗，这是一种求生本能。治肿瘤，患者与医生的配合非常重要，都是治着看着，看着治着，边治疗边评估边调整，治疗没有回头路。

肿瘤医生有时也要说假话。

一位87岁的患者在当地做完手术，家人用手机拍了照片带着病历资料来找沈琳，希望知道术后是否还应该做化疗。沈琳肯定地说，不用，“不管谁给你药都不要吃”，到了这个年龄他的这种疾病状态再做化疗，她肯定起不来床，甚至肝脏、心脏、肺功能的损害都会出来，手术完成就是治疗成功啦，以后也不需要老去检查，因为即使查出肿瘤复发，也没有什么更好的治疗方法。“你回到家就告诉她，病都治好了，大夫让你好好溜弯、多活动。”

她有时会与患者很“亲昵”。

一边和患者打招呼，一边不经意地在患者的胳膊上捏一捏，像是老朋友一样。这个动作让医患之间瞬间拉近了距离，而沈琳也得到自己要的：通过这个部位，对患者的脂肪储备、营养状况、肌肉力量等全身的状况有一个初步了解。患者是否消瘦，是搞消化的医生首先关注的，然后她要从中晚期肿瘤患者比词典还厚的资料中，用最快的速度理出头绪，给出最适合的解决方案。

她会用自己的方式给患者信心。

一位担心自己是癌症而压抑沉默的老人，听不懂女儿和医生交流的各种检查术语，试探地问“我这病有希望吗？”沈琳说：“太有希望了，你这病应该没什么问题，你在我这里就是小事一桩，我这儿的每个患者都比你重。”

无论是真话、假话、亲昵、信心，32年来，作为肿瘤医生，沈琳一心只希望让自己的患者的生命更长活的更好。

但，她不和患者交朋友。

沈琳说：

管理部门和社会上很多人常常要求医生，对待患者像亲人一样。这个观点，在医生圈子里很少有人能认同，如果真的当亲人，你会非常痛苦，特别对于肿瘤科医生来说，尤其是肿瘤内科医生，面对的患者多是中晚期的，很多人没有未来或预计未来非常差。

年轻的时候不懂自我保护，不知不觉就会和患者、家属产生感情，等患者去世时，那种痛苦，几年都走不出来。那时候就告诫自己，永远不能与患者走得太近，太痛苦了，无法承受，这种痛苦会伴随你一生。（相关文章《滚蛋吧，肿瘤君！愿每位肿瘤医生被温柔以待》）

从那以后决定不再和患者做朋友了，现在，就连自己朋友亲戚一旦成为我的患者，我和他之间会自然产生一种理性的屏障，不再把他当成另外的一种走得很近的人。

医生都会有这样的经历，不知不觉就和患者成为朋友。一位年轻的住院总医师，有一个患者是清华大学的学生，一个月前还参加马拉松比赛，一个月后就不行了，走了，这个年轻医生在病房里放声大哭。这种感情是不自觉的，不是你能控制的。

科里有一位年轻的女医生，患者都走了很久了，他的妻子还会来找医生谈丈夫的这些事。的确，对于家属来说，他们无人可说，跟亲人说，都痛苦，和无关的人说，人家又无法理解。只能来找医生，毕竟他们亲人最后那段时间是和我们在一起，所以天然把我们当作倾诉对象。

可是，他们难过，我们也同样会难过。我们虽不是心理医生，但需要担承一部分心理医生的责任。慢慢地，做医生时间长了之后，会变得有距离感，不太跟患者成为朋友，包括患者的家人。

所以，有些时候，有人会说，沈大夫，你什么都很好，就是总觉得离你比较远，有点冷。其实我自己也能感觉到，自己比较冷，甚至对家人也是这样，常常关心不够，觉得家人得的任何病都比我的患者轻，任何病和肿瘤比都没法比。实际也是，任何病和肿瘤一比，哪还是个病啊。

职业时间长了，这是一种自我保护，也是对患者的负责。因为对于医生来说，你产生感情的时候，你就会不理性，会影响你的判断。对亲人，对朋友，你会变得保守，没法给他做决策，没法做合理的治疗。

什么时候能成为朋友呢？

就是患者完全治好了，不是以患者身份的时候，你跟他就能成为朋友，但对我们来说，患者走到这一步时，他也不需要医生了，很多不会再来，也就和你不会再成为朋友。

所以，我的朋友圈基本都还是医生，很少有其他人。我好不容易从这里面走出来，不可能再和患者成为朋友。

但我认为自己找到了一个适合我的职业。我觉得自己适合做医生，也能成为一个有责任心的医生，如果通过我的分析、诊断、治疗，能让患者获得最大的利益，甚至有治愈的机会，你给我什么，我也不换。


对话
不希望肿瘤患者
最后的阶段是在医院渡过
戴戴：肿瘤治疗，是一个很长时间，这个过程是专职治疗，还是一边工作一边治疗？

沈琳：基本都是一边工作一边治疗，他在医院时间并不多。比如我身边那个医生患者，他真正离开工作就是手术那几天，或者那一两个月，其他都是以工作为主，不影响。本身肿瘤的治疗就是要求一边工作，一边回归社会，回归家庭，一边治疗，因为时间比较长。

戴戴：治疗的最终目的就是要让患者回归社会。

沈琳：对，肿瘤患者必须是一个社会人，家庭中的人，这个人的生命才有意义，如果成天在家里躺着痛苦万分，对于一个生命来说，我不觉得有意义。

戴戴：要回归社会，不要做一个专职的患者。

沈琳：是的，要回归社会，因为还没到临终关怀的地步，就算是临终关怀，在国外也是应该回归家庭。这方面，我们和国外有很多理念的不同，不管怎么样，我们也不希望患者最后的阶段是在医院渡过的，这也是我们的工作目标之一。

我的患者多是转移性的患者，都是比较晚的，生命多在倒数，当然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是在倒数的，只是他们近一点，他们可预计，我们不可预计。对他们的治疗安排，我们必须考虑他们的需求，工作和生活，以及他自己在这一段时间对家庭的安排等。

戴戴：患者最后的日子，应该要么是在社会里，要么是在家庭中，但我们的患者，大部分还是躺在医院里，这是什么原因？

沈琳：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家庭、社区服务跟不上，如果家庭医生能上门，很多患者都是不需要住在医院的，但现在社区医疗跟不上，患者在家里没法生存。比如，我们很多消化道患者肠道毁损性破坏，已经不能进食，只能靠肠外给营养，这本来是可以回到家庭，但由于家里没有人能为他做输液之类的护理，他就只能在医院待着，没有条件回归家庭回归社会。

再一个疾病观不同，这也很重要。很多患者的家人害怕，没有基本的医学知识，或者觉得走的时候一定要有医生在身边。其实国外很多人走的时候，是希望和家人在一起，手握在一起，和爱人孩子拥抱着，或者牧师在身边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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