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是一名医生，也曾是一个做了四次手术的患者。手术带给她重要的人生改变，也让她对自己的职业有了更多思考。当患者成为医生，她站出来讲述自己的故事，并首次把自己严重变形的腿部X光片展示给大家，以患者视角引发更多的思考，并提出自己的困惑——患者到底需要什么?而我们的临床又忽略了什么?在日前安贞医院举办的“心的历程”故事会上，我们听她这样说。改变我人生轨迹的第一次手术这四次手术，几乎贯穿了我整个学生生涯。我是甘肃庆阳人，那是紧邻陕西的一个小县城，那里风景秀美，但也有一个不好的地方，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到2000年之前，当地因为饮用水缺乏微量元素，地方病“大骨节病”屡见不鲜。而我小时候因为缺钙，导致比较严重的O型腿。所以从小我就不能像别的小朋友一样，快乐的跳橡皮筋，不能跟别的小伙伴一样放肆的蹦蹦跳跳，这让我特别羡慕同龄的小伙伴们。6岁的时候，我正读小学一年级，第一次被爸妈带到北京做手术，那也是我第一次来到北京。虽然做手术的过程很痛苦，但是让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给我做手术的爷爷严肃的形象，深深的镌刻在我的脑海里。手术很顺利，我还清楚的记得，手术恢复后当看到腿变直的时候，我能和别的小朋友一样穿裙子、跳舞蹈的时候，我觉得这个世界上最神奇的就是医生了!也就是在那个时候，我有了当医生的梦想，有了想通过自己的手帮助别人的信念。也许没有经历过从小患病的人会觉得，6岁的孩子能懂这些吗?我觉得人的长大、成熟，真的不是通过坐在咖啡馆里，看着心灵鸡汤成熟的，在经历一些事情的时候，不管年龄多小或者多老，有时候在那一刹那你就成熟了。这是我第一次做手术的经历，可以说它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如果不是因为这个不幸的病，不是第一次到北京来做手术，不是让一个6岁孩子切身感受到医生的神奇，我想我的命运可能不是今天这样，或许就是面朝黄土背朝天。但是因为第一次做手术的经历，我有了自己的梦想，有了自己的信念，我自己成为了一名穿着白色衣服的医生，现在能够通过自己的手去帮助很多人，去安慰很多人，我觉得很开心，也很满足。当2011年我从北京大学医学部毕业，从我们的老校长韩启德的手里接到博士毕业证时，我回想到的是曾经给我做第一次手术的那位爷爷。如果说这世界上有什么职业可以改变一个人的一生，改变一个家庭，我觉得医生这个职业算一个。这一点，我觉得没人可以否认，这也正是医生这个职业的神圣所在。医生，注定神圣!

少了几句话多了一辈子的伤痛

如果第一次手术让我对医生职业有了崇高敬仰，那么后两次手术则让我对医生多了些期待。第一次刚做完手术，效果很明显，但因为那时候年龄太小，也还是缺钙，随着年龄的增长，体重的增加，腿又再次变形成了“O”型腿。就在我父母发愁的时候，省里的医疗队来我们县城治疗地方病，一家人都特别开心，毕竟又看到了希望!那时候我上小学五年级，医疗队给我左腿做了手术，手术后因为时间紧，省医疗队就走了，这是我的第二次手术。由于在患病期间，我已经休学两年了，为了不想再耽误学习，所以省里医疗队一走，右腿就没有做手术。就这样直到我上大学二年级，有一次腿疼得厉害，去医院看病，才发现由于当年右腿没及时手术，长期承重导致膝关节变形，只能再次做一个胫骨、腓骨的矫形手术，这是第三次手术。当时我以为可能做完这三次手术，我的人生就圆满了，这双腿几十年的“折腾”总算划上句号了，然而现实却是很残忍。2014年，当我因腿疼难忍再去医院拍片子，当我看到那张右膝关节已经发生严重的关节畸形、骨质疏松、骨松质排列紊乱、关键是腓骨折断的片子，我震惊了。这张片子，除了给我看片子的大夫看过之外，再无他人看过。现在我自己也是一名医生，我知道从医生的角度以及诊疗规范上来说，第二次医疗队给我做的左腿手术和第三次右腿胫骨、腓骨的矫形手术没有任何差错，我很感谢他们。但是从一名患者的角度来说，我又在想，如果第二次手术时我的两条腿都做手术了，或者当时省医疗队如果没有时间给我的右腿做手术，但是能告知我的父母右腿不及时手术的后果，会随着发育而导致关节畸形，需要尽早做手术，就这样多告诉我们一句，那我们当年应该是不会拖的。而第三次做手术的医生要是在术后能告知我腓骨没有接上，那么这16年中，我一定会更谨慎地用这个脆弱的关节，让它能坚持更久的时间。因为我自己是医学生，我知道腓骨不是主要来承重的。可惜没有。如果一切可以重来。如果我的关节不是畸形的，那么我就不会像现在这样，很害怕，时常感觉头上像是悬了一把剑，担心关节随时会罢工，我的工作没法继续做。如果我的关节没有变形，我觉着我生活中有一些事情就不是现在的状态。有时候我周围的人都说，你特别努力，特别上进。其实我这种拼命的努力并不是对成功的一种渴望，而是因为我很害怕，我害怕我的时间是有限的，不允许我去浪费，所以我想在有限的时间里一定要把事情做完、做好，我还有儿时的信念需要践行。我觉得，有时候医生对一个人生活的改变很大，正是有了这样的经历，让我觉得医生的工作能不能在“完成”之后，再多做一点，多提醒一点，多说一句，这样是不是更完美。也正因为自己的切身感受，现在我对于我的病人，在给他们做完常规的诊疗之外，我会尽可能多跟他们交代几句，生怕遗漏了什么。躺上手术台上的最需要的是什么?第四次是一个小手术，就是去掉第3次手术放的钢板，是一次最小的、最简单的手术。恰恰是这次最小、最简单的手术，却差点丢掉我的小命。当时我在上大三，我一个人穿着宽大的病号服，躺在冰冷的手术台上，本来就很害怕、很无助，也很脆弱。但是在这个时候，我耳边听到的却是不断抱怨的各种声音。因为我的爸爸本来就没有文化，在签手术知情同意书的时候，没有签对地方，同时因为对自己女儿手术的担心，也问了很多手术过程中的问题。但这却遭到了医生的抱怨和反感。那个时候我觉着我的爸爸妈妈其实不该承受这些，就是因为我，他们才承受了这些。我当时觉得，我是不是不应该来到这个世界上，强烈的自责感让我情绪波动非常大，但表面上看到的我躺在病床上只是默默的流眼泪，我想护士姐姐当初肯定以为我是被快要手术了吓哭的!在这样的情绪下，麻醉师问了我很多次，你疼不疼?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可我就是能感觉到疼，而当我最后一次说疼之后就失去了意识。等我再次醒来的时候，已经是36个小时以后了，我身上插着各种管子，上了心电监护。我问我妈，这是怎么了?我妈说我抢救了，但是为什么抢救，以及这个抢救的经过，直到现在为止，我也不清楚，我的爸妈也从来没跟我说过，只是说当时院长和主任都来了。自从那次手术之后，我妈说不管以后我的腿是什么样子，再也不让我做手术了，所以到目前为止，我再也没做过手术。我至今都难以忘记自己再次躺在手术台上所经历的这一切，也因此更理解作为一个患者，当躺在手术台上的时候，在那一刻，不管情感还是情绪，内心都经历着巨大的考验，是最脆弱的时候。他们最需要的是大夫一个安慰的眼神，一个有力的触摸甚至亲切的打个招呼，对病人来说，真的都是莫大的安慰，他的情绪能瞬间稳定下来。在这种情况下，就我仅有的医学知识来说，我相信手术和麻醉的风险会变弱的。而作为医生，我们做到了么?临床中多一些爱与关怀可以说，这四次手术给我带来莫大的影响和感触，也让我深深反省，我们临床工作中除了医疗技术以外，是否忽略了什么，是否忽略的恰恰是医学中更重要的东西。我一直在想，为什么医生这个职业具有这么大的魔力，当我们不分昼夜，辛苦工作，工作强度又特别大，收入也不高，即使有各种各样的抱怨，却很少有人放弃医生这个职业。我自己的答案有两点，第一就是这个职业付出得太多不忍放弃，就像我自己，一路算过来，学医有十几年，在我的同学课程比较轻松的时候，我们医学的课程是非常重的。就好像一个赌博的人，输一块钱两块钱很容易戒赌，但是当我把身家性命都输进去的时候，没有几个人能撤出来。因为我们付出得太多，所以我们轻易撒不了手。另外一方面，我觉着没有任何一种职业，像医生这个职业一样，对一个人的一生、对他的家庭，会影响如此之巨大。正因为有这种意义，才让我们内心有一种崇高感，所以不管我们付出了多少依然坚守在这个岗位上。然而，一方面是医生不会轻易放弃，享受着这个职业带来的职业荣耀，另一方面为何现在医疗环境总是让人觉得危机重重，为什么有时候艰辛付出却换不来患者的理解?这是否是我们自己缺少了些必要的人文情怀?我们是经过系统医学教育培训出来，学了解剖，学了病理，在我们日常的临床工作中，会不会仅仅执念于技术的进步却缺少了人文思考，会不会自然而然的将病人对象化，甚至有一种潜意识里的错误，把躺在手术台上的患者当作一个生物体，而不是一个有感情有情绪的人。医生这个职业很特殊，特殊在它更需要爱与关怀。所以才有“德不近佛者不可以为医”的高标准严要求。医生这个职业也更需要体谅和担待，因为医学是有局限性的，医生也不是万能的，所以才有“医生治病，有时是治愈，常常是帮助，总是去安慰”的无奈。但越是这样的情况，越需要我们在坚守职业的同时，打磨技艺更要强化爱意。我们能否再稍微多一点点爱心。因为医生是上帝的另外一只手，我们把爱心融入进去的时候，需要让这只手更有力量，更有爱。(健康时报记者杨小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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