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革命显然是促成勇气重振的最大动因，这场革命强烈冲击了传统思维方式，对技术和道德科学产生了深远影响。不论是否属于启蒙哲人的阵营，18世纪的明眼人看得很清楚，医学成为人们自信最直接的源头，也是牛顿学说众多借鉴者中发展最兴旺的学科。医学成为普遍进步最直观、最鼓舞人心的指标：毕竟，最能够激发人们生活热情的，莫过于他们对寿命本身的期望日益提高。
　　对于启蒙运动而言，医学的重要性超出了医学本身的范畴。医学是启蒙哲人借助经验检验其哲学的试金石;医学既是新哲学的典范，又是新哲学功效的证明。除此之外，医学也让启蒙哲人得以把以前只是若隐若现、模糊不清的愿景转变成一种现实诉求。“我热爱生活，”1748年狄德罗在给著名外科医生索弗尔–弗朗索瓦·德·莫朗的信中写道，“所以我不想死，最好是能一直快乐地活着。如果身体不好，不可能有真正的快乐可言。”这种观点古已有之，源头可以一直追溯到柏拉图。狄德罗的话能够表明勇气重振的独特新意在于，他认为自己有权期盼健康与幸福两者兼得。
　　从一开始，医学就与科学革命密切相关，而科学革命本质上是一场哲学革命;科学革命的先驱自命为病态文明的治疗者。例如，培根借助笔下的乌托邦共和国“新大西岛”，孜孜以求地关注保护健康与治病救人。我们已经知道，笛卡尔把维护健康列为“第一大善事”。因为笛卡尔认为，就连人的心灵，“在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身体器官的性情和气质，倘若有某种使人变得比现在更聪明、更能干的办法，我确信我们应当在医学当中寻找”。笛卡尔对这种医学科学寄予了无限的厚望：“与未知的事物相比，我们已知的一切又何足道哉。如果我们能掌握关于病因以及大自然为我们提供的所有药物的完备知识，就能治愈各种身体和精神疾病，甚至还能延年益寿。”这种想法堪称名副其实的新哲学。
　　到洛克时代，培根和笛卡尔的那种雄心勃勃的诉求，那种用言之凿凿的预言所伪装的美好期望，引发了职业科学家的共鸣。医学正在褪去中世纪的神秘面纱，切断了与炼金术和占星术的联系，转而成为一门彻头彻尾的哲学性科学，新哲学与医术的结合向当时的思想家展现了两者的力量。莱布尼茨预言，自然哲学的发现和新精密仪器的发明最终将推动一门“重要科学”—“医学”的“进步”。约翰·洛克的生平和思想更是集中体现了医学与哲学的结盟。洛克成为哲学家以前曾是一名医生，而他之所以能成为哲学家主要是因为他是一个医生。医学激发出洛克最重要的哲学反思：“关于一般理论，”他在给莫利纽克斯的信中说，“我完全同意你的看法，它们是时代的祸患，对生命的危害不亚于对科学的危害。它们多半只是白日梦，一旦进入到人们的头脑中，就被当成无可置疑的真理。这等于是从一开始就误入歧途，用自身的幻想去生搬硬套各种病症和治疗方法。我很惊讶，既然西德纳姆医生已经发明了一种更好的方法，人们怎么还会再次退回到这种浪漫的自然科学。我们对于大自然杰作的了解，尤其是对于健康的构成以及身体机能的了解，只能是来自直观的结果，而不是因为我们能够确定大自然的手段和运作方式。”如这封信所言，托马斯·西德纳姆在洛克心目中是医生的典范，他们两人也是朋友。洛克曾列举了少数作出革命性贡献的科学“缔造者”，西德纳姆位列其中，被洛克誉为“英国的希波克拉底”，而洛克把“经验”当成审视万物的终审法庭，正是对他本人和西德纳姆医学实践的总结。另一方面，西德纳姆也与洛克志同道合，他认为医生不应当沉溺于“玄想”，而应当“潜心研究病史和疗效，经验是惟一的老师”。2西德纳姆用哲学原理来指导医学，反之，洛克用医学原理来指导哲学。
　　像其他许多领域一样，洛克在医学领域也为启蒙运动树立了榜样。我们如今很难理解启蒙哲人何以如此热衷医学，正如我们难以理解他们何以如此崇拜西塞罗，但两者都富有启发性。有些启蒙哲人本身就是医生。博物学家多邦通、重农学派的开创者魁奈都是内科医生;著名的自由思想家伯纳德·曼德维尔是一位执业医师，他的观点令世人震惊，伏尔泰和斯密都受过他的影响;狄德罗编撰《百科全书》不可或缺的多产撰稿者若古骑士曾在莱顿大学师从常人难望项背的布尔哈夫，获得过医学学位，尽管日后似乎因为哲学而疏远了医学。拉美特利也是布尔哈夫的学生，他从医学原理中提炼出唯物主义哲学，还在哲学著述中一再提及自己的从医经验。“伟大的医术”，他在最著名的作品《人是机器》中指出，乃是人类最高尚的活动。
　　其他启蒙哲人也是见多识广的医学爱好者。狄德罗年轻时曾参与翻译罗伯特·詹姆斯的大部头《医学辞典》。晚年，他重申了自己的信念：医学是一切真知必备的基石。“没有当过解剖学家、博物学家、生理学家或医生的人，”他写道，“很难深入地思考形而上学或伦理学问题。” 为了编撰《百科全书》，狄德罗先后与20多位医生密切合作，尤其是他的朋友、两位次要的启蒙哲人泰奥菲勒·博尔德和泰奥多尔·特龙钦。博尔德为人温文尔雅，是个怀疑论的经验主义者，他不仅以医术闻名，还写过出色的医学史。他为《百科全书》撰写的词条传播了医学知识，揭露了医学体系构建者的自负。狄德罗最精彩的对话录之一《达朗贝尔之梦》里的一个重要角色就是以他为原型，这生动表明了启蒙运动时期医学与哲学的密切关系。特龙钦是位名噪一时的日内瓦医生，连巴黎人都去找他看病，他曾给伏尔泰等许多名人看过病。他为《百科全书》撰写的“接种”词条内容扎实，宣传新科学，批驳医疗迷信。
　　启蒙哲人中的唯物主义者自然有充分的理由重视医学。在他们看来，疾病，包括心理疾病，只是人体机器的失调。不过，自然神论者和怀疑主义者对医学的重视与无神论者不相上下。休谟与英国一代名医关系融洽，其中包括皇家学会会长、军事医学先驱约翰·普林格尔爵士和解剖学家威廉·亨特。亚当·斯密和爱德华·吉本都旁听过亨特的解剖课。兴趣广泛的本杰明·富兰克林也很关注医学，曾积极参与创建医学学会。伏尔泰84载的人生旅程中病痛不断，对医学的了解不亚于其他领域的知识，也就是说，他有十分丰富的医学知识，他曾幽默地表示不信任医生，却从来没有中断过与医生打交道，而且不仅仅以病人的身份。他曾到莱顿大学旁听布尔哈夫的课，还与格拉弗桑德讨论牛顿学说;他毕生广泛涉猎医学书籍，自称读过的医学书和堂·吉诃德看过的骑士文学不相上下。他为宣传接种奔走呼号，痛斥江湖郎中，嘲笑这个神秘行当所谓的秘方，呼吁医生用常识来开处方，他还在自己的相关作品中介绍进步和理智的科学见解。
　　启蒙哲人对医学的痴迷乃是源于哲学，而非对自身健康的担忧，他们也由此得以在论战时挥洒自如地运用医学术语。他们常喜欢说“破坏是为了建设”，还喜欢用“攻击性”这个军事术语来戏剧化地描述自己的破坏活动。医学术语被用来证明这种破坏有理，启蒙哲人几乎众口一词地反复重申，反对基督教的斗争就是与一种疾病搏斗。基督教是一种传染病，一种“宗教传染病”、一个“病夫之梦”，这种时而蛰伏却始终充满危险的细菌，是狂热和迫害这两种流行病的潜在根源。用启蒙运动的豪言壮语来说，征服自然与征服启示宗教殊途同归，都是为健康而战。如果我们把启蒙哲人比喻为斗士，那他们就是医学斗士。
　　如同启蒙哲人的大部分豪言壮语一样，这种医学上的豪言壮语并不仅仅是一种表达方式，而是准确反映了启蒙哲人的思维风格，虽然这种风格有时是以诙谐的方式来表达的。1765年，牧师、激进的讽刺作家、伦巴第“启蒙学者”(illuminista)朱塞佩·帕里尼写了一首赞美疫苗接种的颂诗，并题献给意大利名医乔瓦马利亚·比切蒂。帕里尼在诗中写到，凡夫俗子总是拒斥伟大的新观念，斥之为谬说，如今，一群英国、法国以及意大利的无畏知识分子勇敢地站出来与大众唱反调，预防致命的疾病，用医术保护儿童的生命、对抗冷酷无情的命运：
　　面对谋杀武器
　　我们不再软弱和手无寸铁;
　　我们有了坚强后盾，只要把小家伙细心种上
　　在劫难逃也会发生奇迹。[page]
　　这些诗句在今天看来一本正经得可笑，也确实滑稽可笑;即便是哲学文献也会郑重其事地强调现代医学与现代哲学的紧密关系，几乎将两者等同起来。有一个最突出的例子：在启蒙运动临近尾声的1798年，德国医生约翰·卡尔·奥斯特豪森发表了一篇关于启蒙医学的文章《论医学的启蒙》，这篇令人啧啧称奇的文章从篇名到内容都刻意模仿康德的《什么是启蒙?》。为了尽可能招摇地模仿康德，奥斯特豪森甚至干脆将康德对“启蒙”的著名定义套用到医学上：医学的启蒙就是“人类在事关身体机能的问题上脱离自我招致的不成熟状态”。有一点再清楚不过，在启蒙哲人看来，医学就是行动的哲学，哲学就是为个人和社会服务的医学。
　　2
　　所有这一切听上去荒诞不经，但事实上，哲学性现代医学的理想自17世纪末已经开始占领一批最先进的医学院。莱顿大学是其中最好的，数十年间它一直被赫尔曼·布尔哈夫主宰者。布尔哈夫学识渊博、精力过人，既是临床医生、教学法学者、化学家、植物学家，也是那个时代最著名、最有影响的医学教授。他教过的年轻医生有好几代，门生弟子遍布整个西方世界，远达美洲殖民地;他还影响了前来旁听的启蒙哲人，虽然他们没有留下来正式入学。布尔哈夫讲授以牛顿学说为指导的医学，做过关于牛顿的演讲，在理论研究和临床实践中应用牛顿的经验方法。他编撰的教科书堪称牛顿式推导的典范，俨然具有《圣经》般的权威，一问世便风行天下，被翻译成多种文字，无缘当面聆听教诲的人士争相先睹为快。诚然，布尔哈夫比他自己愿意承认的要教条，而且有一点好高骛远和言过其实。不过，他开明的教诲在欧洲和美洲激起了广泛的回响;在他的祖国，他的同事和继承人格拉弗桑德、尼文泰特和穆申布鲁克*继续推行他的医疗实践和哲学学说。他们前往英国，拜谒牛顿，与英国科学界和医学界保持联络;回国执教后，他们讲授培根和洛克的哲学，告诫学生远离玄学和假说，应当仔细观察症状、注重临床经验、设计精确的实验。18世纪的医生满怀感激地用那位荷兰导师的名字来命名这个时代。“布尔哈夫时代，”一位英国观察者在1780年写道，“乃是一个值得大书特书的医学新纪元。从前的医学理论全凭推测，如今有了更可信、更科学的外观。”也就是说，有了牛顿学说的外观。威廉·卡伦大概是英国最著名的外科医生和生理学家，不过，以“避免臆测”而自豪的人，可不止他一个。
　　医学日益注重经验、临床研究和实验，从而发生了革命性变化。尽管如此，我们依然可以有把握地说，请18世纪的医生看病，病人死得更快。一批批江湖郎中干着谋财害命的勾当，更有甚者，一些医生虽然认真负责、知识渊博，却往往头脑糊涂、惊人地无知。医师行会自命不凡、墨守成规、享有特权、盲目排外，抵制新观念和新仪器。许多新药物和外科手术都是由江湖医生首先投入使用的，这些“科学走私者”虽然缺乏医学训练，但更有头脑、更有担当，往往也更富同情心。专业医师轻视体温计和血压计之类的医疗器械，全副心思都放在争夺病人上，甚至不惜大打出手。江湖医生长盛不衰，与其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民众的轻信，不如说是对因循守旧的医生行业的无声谴责。医疗行业的改革已迫在眉睫。1731年，法国外科医生终于从理发师行会中独立出来，英国外科医生也在1745年起而效尤;即便如此，外科医生与内科医师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一直势同水火。狄德罗生动描绘了医生之间的派系斗争：两个专业医生无视病人的痛苦，站在病床边争执不休。
　　狄德罗讽刺性地描绘的这个小场景表明了启蒙哲人对医学仍有犹疑。自世上有病人以来，医生就一直是被奚落的对象，启蒙哲人更是尽情挥洒这种尖刻的幽默。狄德罗假借博尔德医生之口挖苦束手无策的医生，伏尔泰在笔记里写道：“你必须进食，但不要相信医生，这就像你不得不信教，但不能相信神父。”大卫·休谟警告一位朋友说：“我真心奉劝你，你如果顾惜自己的身体，多少能听一点爱你的人的劝告，那就千万别信医生。你的病能不能好就看能不能做到这一点了。将信将疑也不行，只有不把医生当回事，你才是安全的。”
　　这种不信任反映了实情。虽然生命统计资料不足而且不可靠，已知的情况实在让人难以乐观。卢梭在《爱弥儿》中估计半数儿童在8岁之前就夭折了，稍后他又估计有半数儿童能活到青春期，这种不靠谱的估计反映出人们对平均寿命的悲观，也表明当时缺乏精确的统计数据。18世纪60年代末，伏尔泰估计男子的平均寿命是22岁;数年前，狄德罗从家乡城镇朗格勒写信给情妇，哀叹“我们的同龄人真是人生苦短”：狄德罗的儿时同窗大多已不在人世，而他写这封信时只有46岁。2每一个启蒙哲人都有过身边人夭亡早逝的痛苦记忆。伏尔泰年轻时，路易十四的子孙在短短数年间接二连三地死去：这位老国王的独子死于1711年，长孙勃艮第公爵、公爵夫人以及他们的长子全都死于1712年，最小的孙子贝里公爵死于1714年。“那段悲伤岁月，”伏尔泰日后回忆说，“在人们心中留下了深深的伤痕，在路易十五未成年期间，许多人只要一说起那些早逝者就会潸然泪下。”
　　18世纪的每一个家庭都有不堪回首的伤心事。歌德在回忆童年时表示自己根本记不清有多少兄弟姊妹在襁褓中夭折。吉本在回忆往事时冷静地指出：“新生儿死在父母的前头，这种事情看似反常，其实很有可能，不管有多少个孩子，反正大多数活不到9岁。”吉本还补充说，由于自幼体弱多病，“我的父亲谨慎地给我的每一个弟弟都取名爱德华，以防长子万一夭折，家族依然能够把这个父名传下去”。这个故事不足为信，因为吉本记忆有误，但即便如此，它仍然令人伤感地见证了这个世纪压倒一切的忧伤杀婴、虐待孤儿和私生子、疾病，尤其是贫穷，始终是戕害儿童的冷血杀手。“我时常听说，”亚当·斯密毫不夸张地指出，“在苏格兰高地，一个母亲生了12个孩子，只有两个能活下来，这种情形并不罕见。”穷人大批死亡，无从确知究竟死了多少人，即便是财主，长寿也完全属于飞来之福。
　　但这并不是事情的全部。医学是启蒙哲人嘲笑的对象和悲观的源头，同时也是他们赞美的对象。医学领域取得了名副其实、时常是令人难忘的成就，启蒙哲人为之欢呼雀跃;更让人欣喜的是，他们并未就此止步不前，而是希望能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有一个事实越来越明显：欧洲正处于人口快速增长的临界点。大卫·休谟在《论古代民族人口的稠密》一文中指出，与流行的观点相反，当时欧洲的人口密度远远超过古代，因为“战争、瘟疫和饥荒”最终得到遏制。在过去，这三个可怕的因素造成了大规模死亡，一视同仁地给皇室、中产阶级家庭和村落家族带来痛苦。
　　休谟的看法言之成理：1750—1800年间，英国人口从650万增长到900万;18世纪法国人口增加了400万;1720—1815年间，第一个收集可靠生命统计数据的国家瑞典，其人口增长了70%。5马尔萨斯对人口的迅猛增长惊恐不安，这等于是间接称颂了医学的进步，18世纪末的欧洲人差不多也是这么认为的。毫不奇怪，这个世纪行将谢幕之际，启蒙哲人认为培根和笛卡尔的期望已接近成为现实。
　　18世纪医学进步的历史虽然引人注目，却不无讽刺意味。直到1750年前后，还有大批有志于成为医学界牛顿的人想找出单一的致病因，试图一劳永逸地用一种终极教条解答所有的健康问题，这反而成了医学进步的绊脚石。直到启蒙哲人的影响力达到巅峰的18世纪中叶，部分由于他们的大力倡导，多元化的经验主义才改变了医学研究的方向。医学还将遭遇挫折，僵化与变通之争、守旧与创新之争也不会就此终结。不过，医学依然取得了长足进步，至少一些统计数字，尤其是18世纪最后几十年的统计数字，让人有理由感到乐观。例如，英国产科医院报告说，1749—1759年的10年间，每15个婴儿中就有一个在出生后不久夭折;到1799年，这个可怕的比例锐减至每118人中死亡一人;同期的产妇死亡率从26.7‰下降为2.4‰。伤寒和天花之类的传染病几乎销声匿迹;约翰·亨特和威廉·亨特等外科医生大大完善了外科技术;生理学、产科学、药物学、预防医学和解剖学都取得了重大进展。因此，1801年1月1日，“19世纪的第一天”，美国著名医生大卫·拉姆齐满怀骄傲地回顾了“18世纪医学的改进、进步和状况”：18世纪见证了理性医学的诞生，这种医学的基础是“现代科学之父”“培根勋爵”的原则以及布尔哈夫的学说。在这个世纪，医学理论出现重大创新，解剖学、正确的助产术、明智的疾病分类、外科的专业化取得了惊人进步，新鲜空气和正确饮食对于健康的重要性得到进一步认识，最值得赞许的是破除了迷信：“推翻了很多流行的错误观点，民众乐于思考和讨论医学问题。”最后，他得出结论：“过去30、40或50年的生人，请你们回顾一下，我提到的这些知识领域是否出现了重大革新;更明智的治疗是否让更多的妇女安然度过危险的怀孕和分娩期;如今，残疾人是否比以前少，能养活的孩子是否比以前多。我们的先辈，一家只有四五个孩子，我们却能养活七八个。在我们的学校、街道和家里，到处可见腰杆挺直、身材很好的孩子，与他们被天花毁容的祖母不同，他们大多安然渡过了天花之劫，脸上没有留下任何疤痕。”人们的脸上也流露出勇气恢复的迹象。

　　本文摘自《启蒙时代(下卷)自由的科学》，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6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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