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在的神经内科，是全国首屈一指的重点科室。大学毕业后分到这里，对专家们崇拜得五体投地，觉得个个都是牛人。我慢慢地在临床上轮转，当住院医师，的确得到了相当严格和高端的神经内科医师培训，患者都是全国各地慕名来求最终诊断的。这里专家的诊断水平跟国际相差无几，甚至超过国外（中国人多，病种多，所以在这里见识也多）。但是这仅仅是诊断，神经内科能明确诊断的病大概1/3，在这1/3里能治疗的估计是1/3，神经科往往可以运用各种先进的诊断技术来确诊病因，但由于疑难杂症多，往往只能获得一个笼统的治疗方向，而难以建立个体化治疗，所以有着所谓“重诊断轻治疗”的行业传统，治疗捉襟见肘。我时常胡思乱想，号称科学先进的现代医学就是这样治病救人的吗？

进了NICU（神经重症监护室）只三天，我就特别沮丧，每天就是在讨论用多少营养液，用什么抗生素，怎么对症治疗，以延长这些昏迷患者的生存期限。我开始怀疑医生的价值：医生到底是干什么的，难道就是这样无休止地维持病人根本没有意义、没有质量的生命吗？

我永远记得当年做住院医轮转内科时遇到的那个肺癌患者，她刚刚30岁，患晚期肺癌，胸廓变形了，头上有两处颅骨转移，包着白纱布。她整整三个月没有平躺着睡过一觉，只能抱着枕头端坐，间或眯眼打盹。她那位可敬的爱人没日没夜地守着她。我值班的那天，她爱人来找我，说她疼得厉害。我忙去看她，情况已经是相当惨烈：她的血压全靠药物维持（医学上就是临终状态了），每日几乎不进食，整个人都浮肿了，呈现出一种透明的白净，可以透过薄薄的皮肤看见她孱弱的血管仍在顽强地搏动。我听了她的肺，全是痰鸣音，她却没有一点力气咳出来，只能靠护士吸痰，但每吸一次都极度痛苦。肿瘤让她疼痛得神志不清，普通的止痛药无济于事，只能打杜冷丁，至此我才相信书上记载的癌性疼痛有多厉害。

我给了她一支，不是很管用，仍疼得迷迷糊糊。我也不敢再给，不知如何是好。她爱人从冰箱里拿了支冰棍给她，脸上表情极其复杂。在这个寒冷的深夜，暖洋洋的病房里，一口一口地喂她吃冰棍，她像个孩子一样，慢慢地吮吸着，奉如甘饴。于她而言，每一次进食，每一次看见第二天的太阳，都是一种奇迹。

她一直在消耗维持着，直到那个早已料到却不愿到的中午。抢救现场气氛竟是一种无奈的从容，她爱人不停地给亲友打电话：“我媳妇快不行了，你们打车来吧……”泣不成声，那种极度压抑悲伤的声音让我简直要窒息了。

她已经完全昏迷了，脸肿得厉害，呈现出一种灰白色的“死气”，轻轻地喘息。她终于可以平躺在久违了三个月的床上了，她就在这张她趴了三个月、却从未躺过的床上永远睡去了。年资高的医生在从容地临终抢救，大家都明白这于她及其家人都是一种解脱，但我没法看完整个过程。也许是年资太低，工作还短，心里还留着一条缝–一条医生不该有的缝，我的整个心都憋得很疼。这是件令人沮丧的事，我拿这件事尽我所能与他人轻描淡写聊了半天，掩饰我这种不符职业情感的心理，而结果却是愈加郁闷。

我还主管过一个患者，她是个 72岁的老人，患脑肿瘤，高颅压、慢性脑疝形成。我们神经内科只能用药降颅压，但是时间长了很快会肾衰的，根本问题（肿瘤）不解决，不可能好转。所以，我们确诊肿瘤之后让家属尽快转科，但是从来不出现的儿子儿媳一听说要出院，就马上来跟我们交涉，似乎把老太太扔在病房，就是进了保险箱了，他们也就尽到了孝心。

老爷子被这两对小夫妻弄得没了主意，也想赖在神经内科。其实转往神经外科，尽快手术，老太太还是有救的，至少不是目前的等死状态。最后我把嘴皮子说破，终于同意了转科，这样又拖延了一周左右。我当时都恨不得大嘴巴抽那几个矫情的子女，这是为老太太好吗？

不过，现在我渐渐想明白了，普通人对死亡是很恐惧的。他们未必能真正理解死的含义，那是生命最后的尊严，每个人都应该得到死时的尊重和人文关怀，而不是因为生者害怕死别，害怕背上不孝的骂名，就硬要医生盲目延长临终的过程。有希望救的，就应该尽百分百的努力去做，但是无意义的抢救，该舍弃还是要舍弃。

我工作了十年，见过各种死亡 场面，感慨良多。很多病人在急诊室去世时，身上被插着各种管子：输液器、胃管、导尿管、氧气管，甚至是气管插管。最后那一刻，真的是惨不忍睹，既增加了临终者的痛苦，也增加了世人对死亡的恐惧。亲属盲目追求延长患者毫无质量的生存时间，有时候其实只是为了世俗的所谓“尽孝”。

我想起我第一次抢救病人时忍不住湿润的红红的眼圈；想起我见过的最孝顺的儿子签署放弃有创抢救他爹后，在地上“梆梆梆”磕的响头；想起患者离去后，家属惨烈干嚎后在门口冷静摊派丧葬费用；想起无耻“医闹”老爹死后不及时入殓，开始盘点医护失误准备官司……面对生死真是众生百态，人性毕现。

我有一位英年早逝的大师兄，他气度非凡，大高个子，声如洪钟，是我见过的最博学的神经内科医生，他理解力、记忆力都超强，专业知识（神经解剖、神经病理、神经生理）和社科知识都超强（历史、政治、文化、艺术）。

我简直没见过比他更神的神经科医生。他看病，我们这些小字辈的在旁观摩，觉得简直就是一种享受。从查体到诊断、到治疗，从健康指导到心理疏导，让病人觉得宽慰，让我们觉得到位。他给大家讲课，旁征博引，口吐莲花，思路清楚，特别实用。他没出过一天国门，但是用英文作讲演时，那种地道和流畅，让很多海龟也汗颜。

45岁时，他查出肝癌，做了肝移植。他一度还复出，松散地出门诊，经常跟我这个闲云野鹤的人聊，他说他是提前进入耳顺阶段，准备进入随心所欲不逾矩的阶段。我们探讨过工作的目的，他说最低级，工作是为了生存；高一些，工作是为了获得成就感、获得快乐；最高境界，工作什么都不为，就是工作。

他做完肝移植手术一年后，癌细胞再度扩散。他还发消息跟我说，不要担心，他这一型扩散后最高生存期是7个月，他要试试挑战纪录。至今他的这些短信我都舍不得删去。他的葬礼在八宝山，看到他静静地躺在鲜花中，我悲不能已。他应该没吃什么苦头，他爱人也是医生，放弃了一切有创抢救。师兄总算是可以安静地走了。我后来想通了，默默地跟他说：师兄，你先走一步，大家都会再见面的。

人没有选择出生的权利，但是应该有选择死亡的权利。生如夏花般绚烂，死如秋叶般静美，是我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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