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还记得2011年被“最美妈妈”吴菊萍救下的坠楼女孩吗，是的，她恢复得很好，能唱会跳，是班里长的最高的女孩。这一切要感谢一位神经外科医生，是他为女孩量身定制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治疗及康复措施。

这位医生叫张建民，54岁，是浙大二院神经外科主任，在神经外科专业努力31年了。

学医源于崇拜

今天医生的社会地位在渐渐下滑，很多医生表态不愿意子女学医。不过，在上世纪70年代末，可完全是另一种情况。当年还是17岁小伙子的张建民，对医生的感受只有两个字——佩服。

“小时候调皮，经常有些外伤，像手上划了道口子啊什么的，就需要医生缝伤口，看到他们能医好伤，就很佩服，我看到所有人都很敬重医生。”张建民说，那时的他就生出对医生职业的向往。

更重要的一点是，张建民天生动手能力强，从小就喜欢修闹钟修自行车，喜欢杀鸡杀鸭，在学校广播室负责放音乐，喜欢操控各种各样的小机器，“别人干体力活，我干的是技术活。”张建民笑着说。

78年报考大学时，张建民结合自己的动手优势和心中理想，选择了医学院，“我一个同学的妈妈当时也劝我读医学。”张建民补充道，这位同学妈妈自己就是一个医生，她说自己感觉当医生很好，并且无论政治如何变革，医生只要技术过硬，都有一碗饭吃。

所以，关于未来的职业，张建民很自然的奔着医生去了。

为机会做足准备

1983年，张建民大学毕业，他放弃留校任教的美差，选择当医生，并且选了神经外科的方向，“神外科对医生的动手要求更高，动作更精细，我想挑战自己。”张建民说。

工作后的张建民比起念书时更拼，他的说法是，“我们是刚刚恢复高考后的第二届学生，是文革后真正经过考试的第一批学生，当时医院里青黄不接，一切都是百废 待兴，我们都很自觉的努力学习努力工作。”除了常规工作，张建民主动学习外语，参加了英语、德语学习班。虽然每天工作都很累，但下班后他就带上书本笔记， 赶到外语班学习。“就觉得多学点总是好的。”张建民说。

机会突然降临——医院挑选医生去德国进修学习。当年出国可不像今天这样方便，出国机会非常少，很难得。很多人都希望被选中，但医院有两点要求：政治表现好，外语水平好，正是第二点让张建民轻松越过其他年轻医生，成功去德国学习。

去德国后“触动太大”

到德国后，张建民傻了，“山外有山，天外有天啊”！他的原话是：以前总觉得浙二已经很牛了，感觉自己也很不错，但现在才真正眼界大开，无论是医生的技术水平，还是医疗设备，还是医院环境，跟我们国内差距太大了。

“当时，德国神经外科的显微镜手术，已经很普遍了，而国内才算刚刚起步。”张建民说，9个月的德国学习期间，他如饥似渴的观察学习，学到了很多显微镜手术的相关基础、理念等知识技能。

回国后，他迅速将所学运用到实践中，积极开展显微镜手术，但由于医院硬件有限，以及个人熟练度，早期手术时间很长，效果不是很明显，很多医生因此并不推崇 显微手术。但看过德国水平的张建民，从来没有想过放弃，一直在继续。随着时间后延，他做显微镜手术的时间逐渐缩小，手术效果更与以前不可同日而语，于是越 来越多医生开始来学习这种技术，最后，在浙江省内，几乎由浙大二院作为技术基底，向其他医院及同行推广神经外科的显微镜手术。“应该说，我们为推动全省、 省外显微镜手术的发展做了挺大贡献。”张建民说。

要从害怕走到镇定

神经外科医生圈有个说法：遇到手术中动脉大出血，是会让人折寿的。当了31年外科医生的张建民当然很有体会。

“真的太惊险！颅内动脉大出血时，血喷涌而出，那种视觉上的冲击，真的让医生很恐惧，肾上腺素瞬间最高，一种非常可怕的感受。”张建民描绘，随即话锋一 转，“但是，医生绝对不能手忙脚乱，必须具备应急处理能力。对手术台上的一切，要沉着冷静的处理。因为稍有处理不当，病人就下不了手术台。”

有很多年轻医生遇到这种情况后，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甚至留下心理阴影。

如何克服这种恐惧？张建民的观点是：

第一，多练。首先问你自己是否足够好，是否懂的足够多，练的足够熟。这是最基础的。

第二，大胆。手术风险极大，我们必须具备过人的胆识。

第三，坦然。每个外科医生都必须经历这些恐惧时刻，一个手术牛人就说过，“你看我现在这样，都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啊。”

第四，负责。你是一个医生，你要永远对病人高度负责，病人找到你时，你要意识到你面对的是一个人，你不能草草应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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