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术32小时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里，医生陈松和陈靖躺在了手术室的地上。在经历了32个小时的超长手术之后，这两名年轻的医生直接瘫坐在了地上，几秒之后便相继躺了下去。

图片迅速传播。一时间，网上对医生职业一波赞誉有加。

神经外科、脑外科、器官移植科、手术室……我们一路走访，接受采访的医生、护士长，无一不对《32小时》的爆红表示不解:“十几二十小时手术，这对我们是常有的事，没有什么好采访的。”

他们不解于这些突如其来的赞誉，如同不解于眼下硬如坚冰的医患隔膜。

“我们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也不用给我们的正常工作加这么多高尚的形容词。”他们好像都有这样的意思。一名长期在手术室工作的护士长说:“我们的工作就是救活别人、养活自己。仅此而已。”

这才是我们采访后最大的感慨。不论投之以毁或誉，我们也许从未了解过这群医护人员，我们的隔膜，难道真的只是医技专业方面的鸿沟?

连续12小时是常事，工作负荷大，生活质量差

手术从6月21日上午9时开始，一直到22日下午5时结束，主刀医生陈建屏与助手陈松、陈靖创造了该院手术时长纪录。而参与这场手术室里马拉松的还包括6名麻醉医生、8名器械和巡回护士。

这是那张著名的图片《32小时》发生的背景。

更深远的背景，是杀医伤医案频发、医疗黑幕一再曝光以及紧张的医患关系。

事实上，在国内任何一间大型医院都不缺乏类似《32小时》的案例。承受这些超负荷的工作，是一个医生职业成长的必经之路。而通过一次次手术，我们也可以一窥整个医疗行业与其从业者的现状。

外科医生的职业病

2014年初，医生王海军在做完了一台脑膜瘤手术后，左手肿了起来。这位神经外科的主任，面对的是一个停留在脑室内的肿瘤，巨大、坚硬，在事后的手术记录里，他写道“发现肿瘤，质地很硬，血管很丰富，分块切除”。

“分块切除”四个字，他做了超过24小时。

王海军所在的医院，是位于广州市中心城区的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以下简称“中山一院”)。这所在华南地区算得上技术力量数一数二的综合性医院，承接了来自周边地区的各种危重患者，超长手术也不可避免是常有的事。

这类重大的手术在一周前就开始了评估，患者的影像资料，家属的沟通，一样都不能少。

手术那天的开颅时间是上午9时，在经过了手术团队前期准备，王海军从11时开始主刀。开颅的孔只有硬币大小，肿瘤却有苹果一般大，压迫着大脑内的血管神经，牵一发而动全身，只能“分块切除”。

左手是王海军在手术时拿吸引器的手，需要时时用于吸除手术中出血、渗出物等。长年的手术使得王海军的左手只能保持一个姿势，他为此患上了肩周炎，左臂无法正常抬高，“大部分神经外科医生左手伤害都很大”。

除了肩周炎，眼睛视力的下降也是工作带来的必然。神经外科手术是精细活儿，常常在脑部手术，容不得半点差错。长时间的集中注视，对体力、精神都是一大挑战。

手术到了晚上10时，疲惫不堪的王海军短暂休息了一次，时间不到半小时。在超长时间的手术过程中，主刀医生负责了整台手术的思路与进展，他是最了解患者的人，即便休息，也不过是坐下喝喝水，并不能离开手术室。

手术进行到第二天早上时，橡胶手套长时间的佩戴已经使得王海军的双手发麻，他的肩周炎的老毛病也在折磨着他。下午2时手术结束后，王海军的手臂已经肿胀。

“那可能是个会减寿的手术”

中山一院副院长何晓顺带领的器官移植科大概已经做了1000多例成功的器官移植手术了。但他忘不了2008年的那个肝移植手术。“那是个可能会让我减寿的手术。”他说。

那个手术时长是23小时。身经百战的何晓顺也做过比这个手术时长更久的手术，但“这个是最艰难的”。

一位严重肝病患者终于等到了配型成功的活体肝捐献者，术前的一切检查都提示这位捐献者身体状况健康，符合手术指征。问题出现在手术台上—当供肝者的腹部打 开后，医生们才发现，他有轻微脂肪肝，而且肝组织不像正常人的健康肝脏一样有一定弹性，而是像豆腐脑一样，负压吸引器一工作，“一吸一个坑，还开始出血， 这种时候的出血是可怕的，严重时会致死”。

不要说死亡，就算供肝的捐献者因为手术落下了严重并发症，这对医生们来说，都是绝对无法面对的事情，“他不是病人，他是一个健康人，完全是为了救人捐献肝脏，如果他有事，我们都没办法承受。”何晓顺回忆说。

只有两个选择：一是中止手术，但现在供肝者的手术都已做了一半，手术的创伤已经不可避免，而且那名肝病患者再等不到移植的肝脏，也无法再撑下去了；二是继续手术，但医生们可能不得不面对供肝者的死亡。

跟家属沟通后，医生选择了继续手术。“外科医生的性格基因里就有冒险的基因，愈难愈强，越是困难越想挑战。”何晓顺说。

正常且顺利的肝移植手术就是4-5小时，这个手术单是术程就进行了23小时。“差不多像绣花一样，一厘米一厘米小心翼翼地下刀，往前推进……”惊险难以言喻。

手术是何晓顺和另一名教授朱晓峰共同主刀的，事隔多年，何晓顺还一个劲儿感叹：“幸亏有朱教授和我一起轮换，幸亏那时我比现在还年轻几岁，体力还行，幸亏那时候医患关系没这么紧张……否则肯定做不下来！”

即使是这样，手术结束后，他仍然一头倒下，全身瘫软。“因为做的时候全神贯注，感觉不到累，一结束才发现全身酸疼，根本爬不起来，动都动不了！”

所幸，冒险成功了，病人救活了。

手术的马拉松

凌晨3时，中山一院的医生朱庆棠走出了手术室。从前一天的早上8时开始算起，这个工作日的手术终于结束了。

最后一个急诊的手术，让他颇为费神。那是在大约19时，一个只有14个月大的婴儿被送到了医院。他的小拇指被电风扇打断，父母希望能保住手指，但好几家医院都表示无能为力，除非截去。最后一线机会，婴儿送到了中山一院。

在医学领域，断肢再植手术最难的技术是血管间的连接。人体的血管像树梢一样，越是枝节越是细，婴儿的小指尤甚。

朱庆棠那天已经做了5台手术，婴儿来到医院时，他一天的任务即将结束。但急诊不能等，朱庆棠略作准备又进入了手术室。他再出来时已经到了第二天。

“一般3个小时之内的是常规的手术，3个小时以上的算大手术，一般科室很少超过6小时，但是神经外科经常会有比较复杂的手术，时间就会很长。”朱庆棠告诉 记者，虽然如此，但在医疗条件紧缺的今天，不管在哪个科室，手术都是一台接着一台，一次工作总时间超过12小时是医生的常态，“超过12个小时的手术每个 月都有，七八个小时的每周都有。”

福建的那台手术便是属于神经外科，那是一名60多岁的病人，经过检查诊断，医生们判断他可能患有脑动脉瘤和脑干附近血管母细胞瘤。而这两类肿瘤的切除均被认为是神经外科中的高难度手术，手术时最后长达到32小时，也印证了这一点。

医生的超长时间工作，内容除了手术，还包括门诊、查房、教学、开会等，而手术最能反映医疗服务的现状，庞大的患者需求与相对紧缺与集中的医疗资源，造成了大医院的医生手术时间只能无限延长。

“这是生活质量很低的人生”

朱庆棠在三个月前也做过一台超过21小时的手术。那一个经历车祸的伤者，右小腿粉碎性骨折，连带皮肤、血管、神经全都一片血肉模糊，“就和腿断了差不多”。他要把伤者的腿保住。

超负荷的工作带来的是生活质量的下降，像是一台不断轮转的机器，朱庆棠不仅休息时间被压缩，周末也常常需要工作，“经常一个电话又要回来手术”，其间便用快餐盒饭草草果腹。

“这是生活质量很低的人生。”何晓顺叹息着告诉记者。他不否认，随着年龄增长、经验累积，作为一家知名大医院的副院长、名声在外的医疗专家，相应的名利亦 会接踵而来，但这一切与生活质量无关：“一天到晚在工作，年轻时做住院医生，24小时待命，现在手术、科研、教学、行政连轴转，周六日基本全部在开会中度 过。”

不过最让朱庆棠难过的还是患者与其家属的不信任。一个患者家属曾经在网上查过许多资料后，不时地对他提出治疗方案的“指导”，这让他哭笑不得。应付敏感的医患关系，比10个小时的手术，更让他疲惫，“我还是希望医疗工作者能得到应有的尊重。”

即使再来一个32小时，年龄、时长也不会让一名优秀的外科医生手抖，但不信任则可能会令他停止拯救生命的冒险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