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海燕教授办公室挂着一件工艺品，是3只神色各异的小猴子，分别捂着眼睛、耳朵和嘴巴。王海燕教授解释说，它们分别代表着“不看、不听、不说”，想借此提醒自己，很多事是“多余关心、多余操心”。
她的书房里也挂着两张图：一张是她去美国哥伦比亚宇航中心访问时购买的从太空中拍摄的地球图片，一张是称之为“生命之树”的肾小球血管图。她总说，自己是“心中装着这个大球”，把悲天悯人之情“落实于这个小球”。
“记得当年，我在尼泊尔旅游时，坐在飞机上看喜马拉雅群山，感念天地之悠悠，人身处其间异常之渺小。为名利折腾，斤斤计较太不值得了!”
王海燕教授荣膺“首届国际肾脏病学会先驱者奖”和“国际肾脏病学会罗斯考·罗宾森奖”时，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想借此为她宣传。然而，身为内科教授、北京大学肾脏疾病研究所所长的她并不买账，真正打动她的是学生的一句话：“您应该给大家说说，让现在的年轻人知道，还有这样一类人，还有这样一种活法。”
“那时的我像海绵一样”
“人生应该是一个追求真理，享受奋斗的过程。”
“人生到底应该追求什么?不在于发几篇文章、得多少奖励、爬多高位置，而在于追求真理，享受这个奋斗的过程。”这是王海燕发自内心的感慨。
1954年，王海燕报考大学的时候，新中国已进入和平发展时期。但战争年代缺医少药的现状给她留下了深刻印象，并促使她毅然选择了医生这个职业。
“我国的肾脏医学起步并不晚，但发展过程中坎坷太多。”1979年，在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工作了20年的王海燕有幸成为我国第一批被派往美国进修的学者。两年的培训，王海燕说：“我就像海绵一样，如饥似渴地汲取各种学术营养，夜以继日地在实验室工作，参加临床工作和各种学术活动，听、看、读、干，不断扩充有关肾脏病的知识。”
勤奋出真知。她连续两年受邀在美国肾脏病年会上发言交流，这是来自中国的肾脏病学家首次登上美国的学术讲台。后来，她又受邀在第三届亚太肾脏病学会议上发言，这同样是中国肾脏病专家在这个舞台上零的突破。美国专家对这位来自中国的“lady”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上世纪80年代初期，我国的肾脏病学与国际水平差距还很大。在诊疗方面，将常见原发性肾小球疾病一概视为“肾炎”或 “肾病”，未能有针对性地治疗重危的急性肾衰竭患者，一些患者因此失去了挽救的最佳时机。此外，肾脏疾病的实验研究手段也严重缺乏。学成归国的王海燕分析了当时国际上对于肾脏病研究的两个主要方向，选择将临床与病理学相结合作为学科发展的切入点。“最耽误不起的是患者，所以我们首先要提高肾脏疾病的诊断水平，使他们得到准确的诊治。”
为实现这个目标，王海燕借用在美国学习到的先进机制，组织构建了我国肾脏病界第一个临床与病理科的跨学科合作。1983年，她邀来美国专家讲学，举办中国首次肾脏病病理学习班。这一办就是30年。在科里，她还立下了一个规矩，每周肾脏内科和病理科都要进行联合查房讨论会。与此同时，王海燕还牵头建立了肾活检患者的临床与生物标本资料库。这些基本架构对北大医院肾脏内科的临床研究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也带动了中国肾脏内科整个学科的建设。
“人家开始带我们玩了”
“要想立于国际学术之林，就要做出我们的特色来。”
王海燕对疑难病情诊断的精准，使得很多患者从全国各地慕名而来。王海燕更让人佩服的是她的仔细和认真。同样是那些化验检测数据，有时候王海燕就能根据其中的细节得出别人没能做出的结论。“诊断和治疗最重要的是做好分析研究，有时候发现一个肿大的淋巴结、几个出血点，都会为正确诊断打开思路。”王海燕说，如果医生过多依赖仪器和用药，不但会加重患者的经济负担，还有可能加剧患者的病情，甚至造成无法挽回的遗憾。
多年来，凭借丰富的肾病临床和病理资料库，王海燕带领她的团队针对我国最常见的肾脏病——肾小球疾病进行了逐步深入的系统研究，更新了我国“原发性肾炎”一元论观念。“在我国，原发性肾小球疾病是导致尿毒症的第一位原因，但既往并不清楚其病因的多样性。我们分析了原发性肾小球疾病，从而显著提高了该类疾病诊断的精确性、治疗的针对性和有效性。”王海燕解释道。
对国际学术动向的捕捉，王海燕是“一抓一个准儿”。1987年，她在国际上首次报告了中国原发性肾小球疾病的疾病谱，获得卫生部科技进步一等奖。上世纪80年代末，当国际上刚开始认识到原发性小血管炎是引起急进性肾炎的重要疾病时，王海燕立刻指导研究生赵明辉在国内首先研究并报告了这一疾病。
作为多种肾脏疾病最后的共同通路，肾脏纤维化是研究的热点和难点。王海燕在国内创建10余种人类肾小球疾病的动物模型，建立了基于患者(血、尿和肾组织)、实验动物模型和细胞的三维研究模式，形成我国肾小球疾病实验研究的重要技术平台。21世纪以来，细胞分子生物学、免疫学等技术的引进推动了肾脏病学的新发展。2009年，王海燕发表了我国肾小球疾病谱20年来变化的系统研究，明确IgA肾病为高发病因。研究结果仅SCI收录论著就达11篇，还在国际学术会议上多次被国外专家引用。
“学术研究得到国际上的认可，人家开始带我们玩了。”王海燕说，“而要立于国际学术之林，就是要把他们先进的东西学来，解决我们自己的问题，做出我们的特色来。”
“需要什么尽管找我”
“在国家和人民需要时，我们应该义不容辞地站出来。”
“不论是医生还是科学家，都要有社会责任感。在国家和人民需要的时刻，我们应该义不容辞地站出来。”这句话是王海燕一生的信条。
21世纪之初，国际学术界认识到疾病终末期治疗(如肾脏的替代治疗)给社会经济和患者及其家属造成了严重负担，从而提出将医疗预防的重点前移到早期，下沉到基层，并提出了慢性肾脏病的概念。当时迫切需要知道的是：中国慢性肾脏病的发病形势如何?到底哪些人容易得肾脏病?早期防治的环节是什么?面对这些关键问题，年近古稀的王海燕毅然开始了全新的研究。
没有队伍和经费，怎么办?王海燕想方设法从原卫生部(现卫生计生委)筹到4万元研究费用后，带领着两三个青年人就干开了。历时4年，足迹遍布全国13个省区市，他们终于初步摸清了中国慢性肾脏病的患病率、高危人群、危害性，提出了在中国进行慢性肾脏病防治的战略方案。该成果2012年发表在《柳叶刀》上，得到了美国肾脏病专家的好评。
2008年“5·12”汶川地震时，王海燕已经71岁，灾区的一切都牵动着她的心。如她所料，震后挤压综合征患者相当多，很多人继发急性肾功能衰竭。震后24小时里，王海燕分别向四川省肾病学会主席和华西医院肾科主任发出这样一条手机短信：“请利用你们的联系网络通知四川各肾科医师：对于严重挤压伤者不论有无肾衰一律给予水化、碱化治疗;对挤压在下面未解救出来者，只要有肢体暴露在外就要立即输液防急性肾衰竭。我是你们的坚强后盾，需要什么尽管联系!”
10天后，灾区急性肾衰竭的救援形势不明，原卫生部急需了解如何投入救治力量，王海燕主动请缨。5月25日晚，被原卫生部指定为专家组组长的她，连夜飞往成都，直赴救灾现场。这支跨学科的专家组来不及修整，马上听取当地对伤员救治情况的汇报，对医疗救治工作进行评估和指导。为了挽救尽可能多的生命，这位“高龄战士”还奔走于灾区6个城市的16所医院，到病床旁巡视患者，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
困难、挫折、疾病都不能阻挡王海燕前行的脚步。1997年，接受乳癌手术、化疗后的她在重返工作岗位时，有意选择在落日余晖的映照下拍一张照片，并自我激励：“迸发出全部能量，创造最后的辉煌。”
已逾古稀之年的王海燕现在依然坚守在岗位上，问诊、出差、参加会议、讲课，她的行程表总是排得满满的，想空下来看自己喜欢的小说都没有时间。“很忙啊!患者需要我，学生需要我，国际国内的学术界需要我。不过，人家觉得我有用，我会觉得很幸福。”王海燕笑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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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评
她被誉为“中国肾脏病学之母”，为我国肾脏病学的发展发挥了开拓与引领作用;她曾获得美国肾脏病基金会的“国际卓越成就奖章”，评委会评价“她对主流以及不同种族和文化人群的肾脏病作出了杰出贡献。她不仅是一位科学家，还是一位肾脏病的使者和导师”。如今，这位“老青年”被笼罩在各个光环之下，但她依旧淡然如初，因为她更关心的是如何“把国外先进的东西学来，解决我们自己的问题”。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院长 刘玉村
本文来自：医师报
本文作者：孙扬 余运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