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政府的药品价格审批和管控，使得药品价格与市场实际情况存在严重偏差，特别是一些低价药，由于长时间价格固定较低、利润微薄，同时近些年人工、原材料成本上升等原因，使得这些药品的利润更低，甚至出现药价与成本严重倒挂现象，进而药厂不愿多生产、药商不愿销售、医院和医生不愿用药的情况，从而出现不少低价药紧缺、断供甚至消失的局面。 日前，有媒体报道，取消药品加成后，一些肿瘤医院作为用药大户，一年损失数亿元，如坐针毡。根据《关于城市公立医院综合改革试点的指导意见》，到2017年，城市公立医院综合改革试点全面推开，试点城市所有公立医院推进医药分开，破除公立医院逐利机制。目前，已有200个城市进行试点。
　　提高医疗服务价格，合理亏损政府兜底
　　城市公立医院不靠卖药挣钱，已有地方做出探索。卫计委数据显示，目前全国有1977个县(市)推开县级公立医院综合改革，100个试点城市推开城市公立医院综合改革，这些地方都在开展取消药品加成。今年又增加100个试点城市，取消药品加成的城市达到200个。
　　实际上，有些城市取消药品加成已有一些年头，如北京、上海、芜湖和深圳。2012年，北京在友谊医院、朝阳医院、天坛医院、积水潭医院、同仁医院5家医院进行了试点；上海选择了华山医院北院、瑞金医院北院、仁济医院南院、市六医院东院4家医院试点；芜湖较早地在8家市直属公立医院及部分县级医院进行了试点；深圳全部市属公立医院进行了改革。
　　上述地区，都探索出了一些好经验。深圳、上海、芜湖3市，实行的是“一升、两降、一增、一兜底”，即取消药品加成，提高医疗服务价格，降低药品采购价格和部分检查费用，新增药事服务费，若出现合理政策性亏损，则由政府兜底，医保则在总额预付制基础上，探索按病种、按项目付费等方式。
　　北京实施的是“一升、一降、一兜底”，即取消药品加成后，提高医疗服务价格，部分试点医院降低检查和器材费用，政府投入到位的情况下，若存在合理政策性亏损，则由政府兜底，医保则在总额预付制基础上，探索住院人次按病组付费的方式。
　　芜湖进行了两轮医药分开改革，设了“药事增值费”弥补亏损；北京市设“医事服务费”，并用医保补偿，患者满意度提高，就医行为趋于理性，药品费用负担减轻，对次均门诊花费大于246.67元的非医保患者，可减轻其门诊费用负担。
　　改革后，深圳财政补助收入占其总收入的比例达到24.8%，药占比、次均门诊费用、次均住院费用维持在国内较低水平。
　　在浙江省公立医院的收入结构中，零差率之后药品利润差额的70%—80%由调价后的医疗服务补给，10%左右由政府补贴，剩余部分则由医院通过精益运营来弥补，倒逼医院改革运行机制。（6月30日中金网）

　　多管齐下维持运转，大医院应增疑难病人比重
　　药品加成收入，一般占医院收入40%以上。有些医院对药品加成收入依赖较重，比如县级医院、肿瘤医院、中医院等，是不是面临更多困难，必然造成亏损呢？
　　国务院医改办提出，取消药品加成，医院由此减少的收入，由调整医疗服务价格、增加政府的补助、降低医院的运行成本等多方来承担。调整价格之后，通过提高医保的保障水平、改革医保支付方式等，使老百姓看医的负担不增加。
　　另外，医院通过科学化、精细化的管理，降低医院的运行成本。政府补助主要投在基本建设、大型设备购置、重点学科建设、人才培养、符合政策规定的离退休人员工资和政策性亏损等6个方面，同时会对一些运行费用增加补助。“实践证明，通过这几方面共同承担，是可以在取消药品加成之后维持医院正常运转的。”国务院医改办有关负责人说。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教授陶红兵分析，取消药品加成，主要是改变医院的收入结构。但目前医院的收入结构还存在不少问题，如收入中体现医务人员技术劳务价值的诊疗费、手术费、护理费偏低，还有很大上升空间；由于功能定位不清晰，专家花太多时间看常见病、多发病而造成亏损，在当今按病种付费等支付改革的背景下，大医院尤其需要改变病人结构，增加疑难复杂病人的比重；在政府补助方面，需要落实政府办医责任，增加对医院运行方面的补助；从管理方面来看，部分医院盲目扩张、每年要偿还基建和设备贷款本金和利息，医院需要通过科学化、精细化的运营管理，降低运行成本。
　　“需要评估医院成本，确定合理政策性亏损，通过调整医疗服务价格、落实政府补助，以及通过医保支付、管理考核、监管评估等各种手段，管控管理成本。这样，可以弥补取消的加成收入。”陶红兵说。
　　简单用“加减法”改革很容易造成医院亏损。北京市在其余没有实行医疗改革的市属医院进行测算发现，单纯用增加医事服务费、取消药品加成的办法来推进，有8家医院亏损比较严重。
　　统筹推进综合改革，支付制度应更合理
　　取消药品加成，是公立医院破除以药补医机制、建立科学补偿机制的第一步。在此之后，还应统筹推进综合改革，转变激励机制。
　　北京大学医学部主任助理吴明表示，补偿机制改革包括落实政府财政投入政策、支付制度改革、医疗服务价格改革、药品招标采购等在内的一组改革措施。取消药品加成，调整服务价格，是目前补偿机制改革的第一步，只改变了医院利润的来源结构，回扣的激励仍然存在，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以药养医、提供者行为不规范问题。“取消药品加成的改革，必然是一项综合的改革。公立医院改革的目标之一，就是统筹推进补偿机制、人事分配、采购机制等方面的综合改革。相应的配套改革同步推进，才能够实现预期目标。”
　　支付制度改革被寄予厚望。吴明建议，将“病种付费+临床路径+质量监控+医院、医生收入分配激励”的综合支付制度改革，作为重要的补偿机制改革措施。中华医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饶克勤也曾表示，增加政府投入、调整医疗服务价格之后，“医保应发挥第三方付费机制的控制作用，对医疗服务进行大部分付费，也对医疗行为进行监管。医务人员的大部分收入，将会从医保中来。”
　　有学者研究国外经验发现，公立医院补偿机制改革的关键，是引入成本效益理论，从支付方式、考核评估等方面转变激励机制，根据服务数量与质量、成本管控效果进行补偿，引导公立医院合理使用公共预算，提供成本效果较好的服务。其中一个重要的手段，是依托病种成本核算和按病组付费的方式，参与定价和谈判，合理确定医疗服务单元的支付标准。业内不少专家认为，该经验值得借鉴。（6月30日中金网）
　　【知识延伸】
　　为何要实行公立医院改革？
　　公立医院系统是中国整个医疗体系的“主力军”：2013年，公立医院床位数占全国医疗卫生机构总床位数的比例是87.8%，入院人数占全国的64.1%，诊疗人次数占全国的33.6%。因此，公立医疗体系布局和运行是否合理、公立医院服务是否良好、行为是否规范，直接关系到老百姓的生命健康和就医感受，而深化医改要解决的群众看病难、看病贵问题也主要集中在公立医院系统。
　　医疗卫生行业，特别是公立医院，是实现人民对公平社会核心目标诉求的重要载体、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压舱石”。然而，由于长期以来中国公立医院生存和发展的主要资金来源靠服务收费和药品销售加成，政府的财政拨款占医院运营总成本补偿不到10%，使得公立医院以开不必要的“大处方”、做不必要的“大检查”为代表的“逐利行为”愈演愈烈，严重背离了政府举办公立医院的公益性宗旨。因此，纠正公立医院的扭曲行为、让公立医院真正担当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社会责任成为整个医改的重中之重。

　　经营方式不同：民营医院可根据病人需求和医疗市场的变化，及时调整服务项目和服务价格，让病人得到更好的服务和更多的实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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