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公立医院大都采用‘高投入推动高收入’的运行模式，现在大型医院业务收入每年以10％－20％速度增长，医药增长远远超过GDP发展与国民人均收入的增长速度，政府财政与医保支付的钱有相当比例均花费在虚高的医疗商品价格上，这种公立医院的运行机制是难以持续的。”全国政协常委、教科文卫体委员会副主任黄洁夫的2016年全国两会提案聚焦“深化医改过程中应该注意的两个问题”。

黄洁夫表示，“行政化＋商业化”畸形的公立医院的事业单位体制应该改变，要鼓励社会办医和促进民营医院发展，重心转向于“建机制”和“改体制”。“现有的13000多家公立医院应进行结构性改革，公立公办、公办民营、混合制改革”，中国台湾地区的以全民健保制和社会资本办医的经验应可以借鉴。

医改要改什么？这是改革的出发点。黄洁夫指出，医改不是“改医”，不是“药改”。医改仅聚焦于医保层面提标、医院内部管理，对在计划经济条件形成的中国现行医疗服务体系并未触动，供方的利益格局并未调整，公立医院试点集中在县级医院，位处医疗服务链的“下游”，而“上游”的大医院改革未积极推进，至今未产生可推广的模式。

“与医改相关的政府部门大约20余家，缺少一个统揽全局的部门‘九龙治水’，理念并不一致，博弈各方都习惯性采用政府行政手段，往往违背卫生经济学规律，经常事倍功半或无疾而终。”黄洁夫说，政府的作用是“监管市场与支持创新”，而不是“计划性经济手段干预”。要修正近年来医改实践证实是阻碍了医改目标实现的措施，诸如“收支两条线”、“双信封招标、低价药招标”等行政手段。

如何明确各方在医改中的作用？黄洁夫提出，政府是医改的主体，主力军应是医务人员，医务人员应在一个健康的医疗环境中参与医改。

“现在医疗市场的生态环境是不健康的。”黄洁夫说，公立医院并不姓“公”，“创收逐利”成为医院运行的动力和无序的扩张，民营医院则在营利与非营利间徘徊，定位不清，人才匮乏；高端设备仪器、耗材、药品与过渡医疗充斥于医院，中医药在医疗服务市场的定位偏低；医患关系日益紧张，医务人员牢骚委屈、消极无奈，医疗行业中淡泊名利、病人至上的职业操守让位于急功近利、行政权力的价值观。

黄洁夫认为，政府的政策导向不应是限制医生，而应鼓励医生勤奋工作，薪酬制度应该体现与自身服务相称的劳动价值和合法收入，并且要激励医务人员在医疗市场中创新医疗服务模式，为病人提供合理价格高质量的服务，“政府不要将商品市场管理条规全盘引入，需要充满人文关爱的医疗服务，要改革现行的不利于医学人才培养、流动和提高的机制和政策，将扭曲的作贱医生、伤害医生的医疗生态环境纠正过来，让医务人员能当家做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