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部分“伪专家”对公众不负责任，导致人们连真专家也一并抛弃。长此以往，不但说真话的人少了，相信真话的人更少了。

学者型官员朱幼棣于2015年6月3日下午突发脑溢血，后抢救无效不幸离世，享年65岁。正值人生盛年猝然辞世，令人不胜唏嘘。           

关注朱幼棣，是从他的《大国医改》开始。捧着这本于2011年1月出版的书，由浏览到细读，由漫不经心到全神贯注，在两天之内读完了这本39万字的作品，并决定在自己主编的资料性刊物《医界》上连载。此外在掩卷深思其精神营养的同时，更为作者展现的学者情怀与专家高度感动不已。

学 者应具有什么样的情怀？笔者曾在一个小文中引用过爱默生的一句话：“学者理应成为‘思想的人’。其责任可以归纳为‘自信’。学者的职责是去鼓舞、提高和指 引众人，使他们看到表象之下的事实。”而就中国知识分子来说，则历来就有修齐治平的情结。尽管台湾“中央研究院副院长”、院士王汎森认为，因学术的过度专 业化和竞争化，“知识分子的没落是一个世界性现象”，但这不应该成为知识分子自甘沉沦甚至堕落的理由。还有一个显而易见的现象是，当一个人的学问做到一定 程度，风骨与节操、胸襟与境界，就成为决定其成果高下的最主要因素了。坚持不懈地追求真相、真知、真理，永远是知识分子最可宝贵的精神动力；成为所处时代 的“社会的良心”，永远是真正知识分子的自我期许。

谈到专家高度，笔者不禁联想起最近网上大量转载的北大一学者的《我们国家宏观治理出了问题》一文，该文在谈到医改的教训时继续全盘否定宿迁医改，并进而声称：“最大的教训是，医疗是一个市场几乎完全失灵的领域，甚至可以说所有的市场手段在医疗领域都是起的反作用。”她还说，“公立医院就 是政府的第二支部队。军队是保卫国土安全，医院这支部队是保卫人民健康安全，同样很重要。”关于这位学者不止一次拿公立医院同军队比的观点，朱幼棣在《大 国医改》中有过一针见血的评论，不妨照抄于下：“我国实行的是义务兵役制，人人都有参军保卫祖国的义务，士兵的生活津贴很低。我国至今也没有实行军队职业 化，而医生则是职业，能像军队一样高度军事化吗？”“收入受到‘尊重’的医生，靠国家财政，而不是靠医疗服务去获得报酬的话，每年需要国家财政多少？纳税 人多少钱才能养得起、养得好？”“另一个问题是，真有本事医术高服务好的医生还需要人去养吗？‘养’字对他们，实在是人格上的最大不尊重！”（《大国医 改》59页——60页）

想想这些年来，无论对宿迁还是其它地方的医改模式，走马观花、蜻蜓点水式的调研，瞎子摸象、管中窥豹式的调研，按图 索骥、六经注我式的调研屡见不鲜。从相当多的调研结论中看到的，只能是浮躁只能是功利，而出自这类“伪专家”之手的研究结果，不仅不会有专家的高度，反而 只能把本来并不复杂的事情搞得云山雾罩。如果我们的专家能如同朱幼棣在《大国医改》中所做的那样，认真运用专业知识，通过深入调研和梳理，总结出有见地的 研究成果，那么是不是比拔苗助长般培植试点和典型要有效得多有用得多？ 

总之，在屁股决定脑袋还是脑袋决定屁股成为专家们绕不过去的问题的 当今，特别需要有担当意识的专家去发现、发掘来自基层的新鲜经验。比起由上而下人为指定和细心培育的所谓试点，来自基层的改革才是真正的改革，才富有鲜活 的生活气息与丰沛的时代精神！总结这些典型的经验，开拓这一座座富矿，则需要借助专家们丰富的专业知识和深刻的洞察力，当然，更取决于决策部门的气魄和胆 略。

据有关媒体报道，几年前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一项调查显示，59.2%的人直言专家学者在自己心目中的权威性有所下降。其中，获选率 最高的4个原因分别是：“伪专家”过多，成害群之马；许多专家被利益集团绑架，失去社会责任感；一些专家无底线，无标杆意识；专家过多过滥。如果我们不如 同鸵鸟般把头插进沙里，就不能不承认这一调查结论具有相当的代表性。

纵观目前的专家队伍，堕落为利益集团代言人者有之，热衷于走终南捷径者 有之，玩“知”丧志者亦有之。尽管这类人远非专家队伍中的主流，但造成的影响不容低估。更值得警惕的是另一种正在蔓延的现象——如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系教 授张鸣所说，由于部分“伪专家”对公众不负责任，导致人们连真专家也一并抛弃。长此以往，不但说真话的人少了，相信真话的人更少了。这样下去，我们将会走 向一个没有公信力的时代。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朱幼棣是一面镜子一个标杆，值得包括学者专家在内的人们去思索、对照甚至仰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