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古至今，未病的治疗已经逐步形成一种趋势。古代《皇帝内经》中曾提到“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如今，美国未病专家戈登·利斯戈认为：慢性未病的治疗主要在于抗衰老。

随着我国老龄化的加剧，抗衰老市场在不断剧增，预计2018年，我国抗衰老市场规模将超过千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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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不觉，越来越多的省份下发了禁止门诊输液的政策。而且，各地推进“门禁输”的速度正在逐步加快，作为新医改中执行难度相对较小的政策之一，相信“禁止门诊输液”成为普遍现象只是时间的问题。对于产能过剩，产品中标价极低的大输液行业，这算不上好消息，甚至有点雪上加霜。

大输液历年来的高速发展，从始创于96年的四川科伦的成长历程可见一斑。当年建厂、当年投产、当年盈利的四川科伦，第二年月产80万瓶。2013年，当科伦老总刘革新向美国商人比出三个手指头时，对方根本不敢相信科伦的年销量已达到30多亿瓶。也就是2013年，大输液行业的总销量达到了134亿瓶的顶峰，之后两年，由于医疗行业对抗生素的限制使用，使其用量有所回落、企业产能过剩。同时，比较特殊的招标政策，导致大输液产品的利润长期较低。

高速发展时受限抗令影响积压的过剩产能、较低的产品利润，使得企业对销量的要求和依赖就很强。然而，如今“门禁输”政策的全面推进，无疑会收窄其产能释放的出口，大输液行业正遭到来自多方面、同时的冲击；承受巨大的压力。

在此情况下，输液产业将集中得越来越快，一些小企业不适应市场竞争环境，不仅会出局，而且速度还会很快。对照美国、日本和欧洲输液产业发展历程，全国可能只会存留五六家大型输液企业。即便如此，极低的产品利润和势必萎缩的市场销量，对企业的坚持是一种考验。在这过程中，必然会有企业主动选择调整产能和产品结构，让出部分市场份额，最终挺立到最后的企业，很可能会一家独大，掌控行业的脉搏。然后，无论是主动寻找机会还是在合适的契机下提高产品的利润，也就显得顺理成章，似乎也不难做到。这是将来挂吊针涨价的原因之一。

“门禁输”后，一类患者，受长期以来对输液形成的依赖惯性，在生理和心理上，依然会视挂吊针为治疗的首选。即使达不到输液的标准，在实际操作中，医生也难以拒绝患者的强烈要求，只能为其办理住院手续。另一类遵循不输液原则的患者，如果口服药吃了好几天，症状没有明显好转，最终还是要选择输液治疗的话，也是需要住院的。那么，大量原来门诊的输液患者转向住院部，在住院部接收能力没扩容的前提下，床位，必将成为稀缺资源，供求关系决定其价值，届时床位费很有可能会被炒高，就像现在的专家号被黄牛操纵一样，难以控制。显而易见，住院费和可能会被炒高的床位费，将是挂吊针涨价的另外一个原因。

除此之外，“门诊禁止输液”后，一方面出于职业本能，医生对患者的症状判断将更加谨慎；同时，禁止输液还会对医生的收入造成一定影响，其中缘由大家都懂。所以于公于私，医生肯定将会开大量检查化验单。检查费用上升了，口服药的量也不会太小——平衡“药占比”嘛。患者进了医院，首先开一堆化验，然后是一堆口服药，如果痊愈还好；假如花了更多的钱、吃了一堆药、被病痛折磨好几天依然不见好转，积怨迸发的结果可想而知——本来就一团乱麻的医患关系会更糟糕。一刀切掉门诊输液，造成最严重的影响非“误诊”莫属，吃了几天药，病情反倒越来越重，尽管这是小概率事件，但也不容忽视。

过度的输液和使用抗生素，会造成隐性并且严重的医疗伤害。甚至于对民族基因造成潜移默化的改变。所以，对于门诊禁止输液、杜绝滥用抗生素的政令，想必大多数人是认可并支持的。即使是矫枉过正，也必须承认这是一件好事。

然而，这一件于患者而言的好事，在一定时期内，无论如何都会造成患者开支的增加——这对于病号来说，可不算是好事，对于志在降低患者支出的新医改来说，这也不是一个好的结果。这种矛盾的现象，显示了万事万物之间相互制约、牵一发动全身的自然规律；显示了医改政策在平衡药价、检查、医生之间关系时的摇摆；显示了近20年间对过度输液、抗生素滥用的放任，如今苦涩为其买单的因果关系。如果，这一时的苦涩，能为以后的政策制定起到一点启示作用的话，也还是值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