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日下午，卫计委主任李斌接受新京报采访时表示，从根本上解决号贩子问题，还是需要推进分级诊疗体系，重构三级医疗体系。

分级诊疗体系该如何破局？对此，新京报专访全国人大代表、卫生部原副部长王陇德。王陇德现任全国人大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是中国工程院院士。专访中，王陇德还回应了院士改革的相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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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改中政府如何定位

从国际医疗卫生事业的趋势来看，提供医疗服务大部分都由民营医院完成。在发达国家，公立医院是极少数的，它的重要职责是解决贫困人口、弱势群体的医疗需求。

“我们恰恰相反。”王陇德说，我们现在并没有真正意义的公立医院，公立医院必须是政府承担的、收支两条线。可现在的大医院都是自己赚钱养活自己。

“各界都在呼吁恢复公立医院的公益性，可如果都恢复了，可不可行？不可行，因为政府承担不了。”

王陇德认为，根本问题还是明确政府和市场的定位，比如社会资本办医，政府该怎么管？发达国家非公立的社会医疗机构，承担了大部分医疗需求，政府就是购买服务，主要做两件事：把医疗保险搞好，医疗保险都是同等支付；把监管搞好，监督医疗服务质量。

谈医疗改革

加强分级诊疗 分流患者

家庭医生跟老百姓签合同

新京报：号贩子存在的深层原因是什么？

王陇德：号贩子的存在，是因为医疗资源分配不均，技术水平比较高的医生，大部分都集中在大医院，基层医疗机构的服务能力比较欠缺。解决这个问题，还是需要加强和建立分级诊疗制度，合理分流患者。基层医疗机构必须能实实在在解决问题，患者才会留在基层。

新京报：解决号贩子问题，需要建立分级诊疗制度，分级诊疗的核心是做强基层。

王陇德：是的，世界卫生组织一直推荐一种方式，一些国家的家庭医生制度，就是比较好的基层医疗服务模式。家庭医生不是治疗疑难症的，而是提供基本医疗服务。提供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主要责任在政府，由政府来购买服务。

新京报：家庭医生制度具体怎么运作？

王陇德：家庭医生不是政府的雇员，他们或是以个人形式，或是形成一个组织，他们和老百姓签约，政府就按这个家庭的人口数量，跟他结算。如果服务质量好，政府就按他跟老百姓签订的合同，付给他费用，如果服务质量差，就会受到惩处。

新京报：中国是人口大国，家庭医生制度在中国有可操作性吗？

王陇德：我觉得不是可操作性的问题，而是观念问题。我们现在还是全科医生的概念，你看我们的全科医生系专业培养出来的医生在等什么？在等着国家分配，你把我分到哪个医疗机构去。所以我的观点是最好叫家庭医生。我这个专业，这个系就是培养家庭医生的，当然这需要国家也建立家庭医生制度。

“多点执业”成本应由政府支付

新京报：既然不会马上培养出大批家庭医生，那么现阶段该怎么做强基层？

王陇德：可以以团队的形式，提供基本医疗服务。一个团队里，内科、外科、妇科等常见疾病的专科医生都要有。还要建立上下联动的制度，上级医院的医生定期下到基层机构，解决疑难杂症。

新京报：“上下联动”不是多点执业该做的事情吗？

王陇德：从2011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至今，多点职业没有大的进展。多点执业推不开的一个原因就是，所谓的公立医疗机构仍然是自己赚钱养活自己。院长自然要考虑，我的医生走了，不给我创收了，我还要发他一份工资、支付他差旅费，短期可以，长期怎么维持？

新京报：“多点执业”的成本该由谁承担呢？

王陇德：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上级医院的专家支援基层，应该是政府责任，政府应该支付这部分费用。政府承担成本，医生在不影响医院的运作机制、不影响医院创收的条件下，支援基层，院长就容易接受。这样才能把多点执业机制建立起来，才能真正提高基层的医疗服务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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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士遴选近年变化

2014年，我国陆续推行了院士遴选的改革措施，去年12月，两院公布了2015年院士增选结果，这次增选，是一系列改革之后的首次增选。

这次增选，一个变化就是取消了单位和归口部门推荐，这样候选人推荐就剩下了两种方式：院士直接推荐、组织推荐。

另一个变化就是增加了“终选”环节，由全体院士投票“终选”。

王陇德说，对于这次增选，社会各界的评价很不错。不过也有可以完善的地方。比如推荐方式，取消了单位和归口部门推荐之后，组织推荐是不是也应该取消？再有就是“终选”，由全体院士投票，可各个专业之间有差异，有的院士不了解候选人的学术领域，这样就难以对候选人的学术水平作出全面精准的评价，“所以增加的这个整体投票环节，还需斟酌。”

谈院士改革

院士推荐可学学诺奖

建议不需要“组织推荐”

新京报：近日有代表提出，像屠呦呦这样做出国际认可的重大科学贡献的人，却不是院士，值得深究，建议屠呦呦直接当选两院院士。作为中国工程院院士，对此你怎么看？

王陇德：十八届三中全会就提出了改革院士遴选和管理体制。我觉得，遴选体制的改革，将来可能还是从推荐程序和推荐方式上入手。

能不能像诺贝尔奖那样，不是每个人自己去申报的，有时候获奖者评上了，可他自己还不知道。因为候选人本人都不知道，不知道评选谁，候选人是谁，就避免了走路子、事先活动等不正常现象。所以真正需要改的就是现在这种提名方式。

新京报：现在的推荐提名方式是怎样的？

王陇德：现在主要是两种方式，一个是院士直接推荐候选人，另一个就是组织推荐候选人，比如科协、高校等机构。

新京报：你觉得这两种推荐方式该怎么改？

王陇德：我觉得将来就不需要这些组织来推荐了。院士内部、学部内部大家来讨论，我这个领域我觉得谁符合院士标准，大家取得一致意见以后，然后再评审。

新京报：可假如取消了组织推荐，如果某人很想当院士，觉得自己也符合标准，即便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候选人，还是可以根据公开的院士名单、学部委员名单，公关走路子。

王陇德：我觉得如果整个评审制度改了，出台一些制度规范还是能管住这类现象的。而且，通过公关搞定整个学部的委员，让大家意见一致，这是很难的。

行政岗位上退休 称号不退休

新京报：还有不少人一直建议，打破院士终身制。

王陇德：2014年一系列的改革当中，就已经完善了院士退出机制，明确了哪些情况“劝退”，哪些情况撤销院士称号，比如违反科学道德、品行严重不端，就会被“劝退”。后来还出台了院士退休制度，跟其他人一样，到了一定年龄院士也要从行政工作的岗位上退下来，一般人是60岁退休，院士则是70岁。院士退休制度指的是从行政岗位上退休，而不是院士这个称号退休，院士是一个荣誉称呼，是对他以前工作业绩的一种认可，这个称号没有退休的说法。

新京报：70岁从行政工作岗位上退休之后，院士的待遇会有多大变化？

王陇德：院士本身的身份待遇，其实并没有什么，北京市就是一个月补助1000块钱，作为院士津贴。

70岁从行政工作岗位上退下来，我觉得是合理的，不过退下来以后，工作条件基本没有了，比如研究团队可能就没了，怎么提供一些条件，让从行政岗位上退下来的院士在业务岗位上继续发挥作用，这个可能下一步还要研究。院士工作经验和工作阅历都很丰富，只要身体条件允许，还是能继续发挥重要作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