腊月近年关，医者情更怯。

亲情

一入冬，心血管患者骤增，我所在的科室十分忙碌。

一大早，我穿梭在病房与护士站之间，真想脚下生出风火轮，忽听办公桌旁的抽屉里传来熟悉的铃声——是我的手机响了。为了不影响工作，我从未将手机装进工作服口袋。来不及洗手，马上拿起一看：妈然儿来电。（mother的中文译音。）我愉快地跑向阳台，甜甜地喊了声：“妈！”只听母亲在电话中说：“今儿是你过生儿。”“过生儿”是我们武当山的方言，即过生日。我的心猛地一颤：“真的？今儿腊月初五？”真的难以置信，这么快就到腊月了。

“要做点好吃的哦！”母亲叮嘱道。放下电话，我心潮澎湃：大概是从三十岁起，母亲每年在我生日这天打来电话，因为她知道，这个远离家乡的女儿太粗心，经常会忘了自己的生日。可是，粗心的女儿常常在想：书上不是说，孩子的生日，母亲的受难日吗？我的母亲却一点儿都没有想到她自己，反而提醒孩子过生日，吃好点。做女儿的心里，真的很不忍。

母亲的生日是端午节的第二天，非常好记，我常打去电话，送去礼物。有一年我带女儿回家为母亲庆祝生日，见面第一句话我问道：“我怎么生在冬天，那您多受罪呀！冬天的尿片既难洗，又难干，那个年代您好苦哟！”母亲感动地说：“难怪人家说，生女方知娘辛苦，养子方知父母恩。真有道理。”

思念

与母亲的感情愈来愈深厚，得力于上卫校时。那时母亲开了一间小杂货铺，毕竟依靠父亲的工资难以供养我们兄妹三人。杂货铺里“养”了一只冰柜，夏天以卖雪糕为主业。那时的雪糕只有十堰市一家食品厂供货，母亲要从武当山坐车前往十堰市进货。上世纪九十年代，道路并不平坦，加上货物沉重，还需转车，母亲便来到学校找我这个帮手。

为了不耽误我上课，母亲总是周末来学校。母女俩一碰面，直奔三堰车站，坐公交车到食品厂下车，交了钱，拿提货单到冷库提雪糕。至今难忘那冷库之大，工人之奇特：我们穿短袖，热汗涔涔，他们身着棉大衣，缩着脖子，看得我直乐，问母亲：“他们不热？”

装满了雪糕的小推车好重，我们一路拉到公汽停靠点，上车后时常遭到乘客白眼。我俩毫不介意，我满脑子想的都是母亲说的话：“一个雪糕赚一毛五分钱，一百个赚十五元。”很不错了。正在卫校读书的我，努力奋发，拿到了高额奖学金，每月靠这些钱生活，根本不向父母要一分钱，还把节省下来的饭票买成大馒头，乐颠颠地背回家。

我唯一担忧的是入学交的学费，总听到母亲念叨：说是买书本、听诊器的钱，咋要这么多？还说会退，咋还不退？这种负疚感一直督促我：多帮母亲提几次货，把学费赚回来。每次送母亲离开十堰，我回到学校，到了晚上会失眠好久，看着窗外的星星，唱着甄妮的《鲁冰花》：天上的星星不说话，地上的娃娃想妈妈，泪水打湿了面颊。

回家

如今母亲已经六十有三了，还在经营她的杂货铺，她的小商店夹杂在通往武当山的那条喧嚣大道上，几乎淹没在滚滚红尘之中，她老人家也只是为了有个打发时光的藉口，至今坚守岗位。每当我坐客车回家，对司机师傅说：请在商店门口停。我的母亲听到停车声，像有感应，立即从商店中走出来，看着她的女儿飞跑到面前大喊：“妈，我回来了！”

2016，我就要回去了，妈，想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