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才流失常态化

院前急救所需的专业知识与技能，远不及医院临床技术“高精尖”，专业发展空间狭小，职称晋升机会较少

张兵毕业于第四军医大学，有过留学经历，今年近40岁。他在北京急救中心干了10多年急救，车祸、跳楼、重病、疫情……什么样的急救现场都去过。最后，他 选择了一家三甲医院的急诊科，从院前急救转身为院内急救。张兵说，再不走的话，跟同学们的差距不只是收入，更重要的是业务水平。

院前急救所需的专业知识与技能，以心肺复苏、气管插管、静脉开通、创伤处理等为主，没有机会再接触病情，远不及医院临床技术“高精尖”。这就决定了院前急救医生的各类待遇不高、专业发展空间狭小、职称晋升机会较少等。

刘红梅说，我国急救医学发展时间短，体制不完善，还没有建起独立的职称评定体系，急救医生评级只能挂靠在内科、外科等其他学科。急救医生要全面掌握各医学科的知识，也就是人们说的“万金油”，不精通专科，给职称评定带来很大困难。

肖梅认为，院前急救工作性质决定了个人专业发展受限。由于院前急救仅局限于患者现场与途中的短暂医疗救治，只能以对症处理为主，专业难以向深度发展，与医院其他专业同年资的医师差距会越拉越大，这成为医学院校毕业生不愿意选择院前急救岗位的原因之一。

出诊不同于坐诊，体力和体能是有底线的。37岁的北京急救中心李医生每接听呼救电话时，总会问一句有没有电梯。22年的急救干下来，血压、血糖都高了，拎 着70多斤的急救箱爬楼时越爬越累。遇上爬6层的楼，感到自己都需要急救了。李医生说，急救只能“吃青春饭”。二三十岁跟车出诊一点问题没有，年龄再大 点，体力和精力明显不支，胃病、腰椎病几乎成了职业标配。李医生最近找了不少关系，终于找到一份全科医生的新工作。再不走，他就过了该招聘单位的年龄要 求。在北京急救中心，原先是大学本科学历的急救医生全部离职，急救人才面临断档。

陈珊珊介绍，一名医学本科生毕业后，需要3年的规范化培训。等到培训结束，不少毕业生已经被进修单位留下了。参加招聘的应届毕业生还没等上手用，很快又被招走了。该中心与110名应届毕业生签署了三方协议，3年后只剩下50人，50%以上的人员流失。

急救中心成孤岛

由于院前急救和院内救治分开，急救医生无法流动到普通医院，亟须打开急救医生与普通医院医生的交流合作通道

一位家住北京市朝阳区十里河的老人不时呼叫120急救。当急救车赶到时发现，老人只是要从医院回家。老人发现急救车上只备一名担架工，不高兴地说：“怎么 不多来一个人？我们花了钱，你们一个人怎么抬？”在老人看来，急救就是急救车，急救车来了提供搬抬业务，急救医生和护士都得抬担架。

北京急救中心医务科科长胡南说，很多患者没有生命危险，他们拨打120，只是希望解决交通工具问题。这样一来，急救医生的角色便是抬担架的搬运工。不少急救医生是个子矮小的女性，她们宁可下岗，也不愿当高级搬运工。

武汉市急救中心姑嫂树路急救站站长柳新胜说，不少人无端占用有限的急救资源。家有瘫痪老人搬家时要120帮忙运送；还有的人提供假住址、假联系人，甚至恶作剧。

西安急救中心主任李学敏说，院前急救医学还不是一门独立的学科，社会认可度较低，政府重视程度不高，患者和家属不理解。

刘红梅说，院前急救职能很明确，就是现场医疗救助和医疗转送。在生活中，很多人只是需要一辆急救车，或者是搬抬业务。对于那些不属于院前急救的特殊服务，应该开辟社会化服务渠道，动员更多的社会力量参与。目前北京市急救立法正在征集意见中，借此推动全国性急救立法。

武汉市中心医院急诊科主任艾芳说，面对生命危险，医院必须首先抢救病人，但常常遭遇部分患者“逃账”的尴尬，救了人却亏了本。

我国院前急救的经济来源主要是各级政府拨款，同时向病人收取低于成本的救护车费和急救医疗费。以北京市为例，每出一趟急救车的直接成本约1500元左右， 收费不足180元。院前急救介于公共卫生服务和医疗服务之间。“仅靠目前这种收费模式根本无法养活自己。尽管院前急救不以营利为目的，但不收费是不可持续 的。”陈珊珊说。

胡南介绍，如果内科医生从事急救，执业类别就会由内科变更为急诊(急救)。如果重新变回去，需要2年后经过高一级专业考核方可变更。对于其他专业医生而言，没人愿意冒这个风险，担心以后连进病房的权利都没有了。

“在院前急救和院内救治分开的前提下，急救医生无法流动到普通医院，急救中心成为一座孤岛。”刘红梅建议，打破人才流动障碍，放宽人才流动出口，建立急救医生与普通医院医生的交流合作制度，解除急救医生的后顾之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