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在文革初期。那个时候，动物没有尊严，小时候养的狗说踹两脚就踹两脚。其实，何止是动物，文革时期有多少人有尊严？一个国家元首，说被打倒就被打倒，最后的尸首待遇比西安医大楼顶的动物尸体好不到哪去。

    后来改革开放了，人们突然认识到，如果一个国家有一个像三胖一样任性的人，那么其他所有的人都会像动物一样活着。只有健全法律，完善制度，才能保证人的尊严。

    我是八十年代初上的大学，大学时期也做动物实验，实验对象主要是鼠、兔和羊，没有狗。当时动物尸体怎么处理根本没人管，估计实验后的羊肯定被有关人员分食了，没有人考虑过有什么不对。那个时候，保护人的法律也只是在建设中，动物保护的法律还无暇顾及。

    这些都是历史。

    现在，无论是保护人的法律还是保护动物的法律都已经趋于完善，对待动物也要依法办事了。一个大学生，掏鸟16只被判10年半，说明法律不是闹着玩的。近些 年养狗的人越来越多，狗作为工作动物和伴侣动物也格外的受到人类的照顾与保护，玉林狗肉节越来越难办恰恰说明舆情的态度。总而言之，对待动物，一定也要看 看法律法规，尤其涉及到狗，更要想想公众的态度。

    这些都是现实。

    早在1988年，国务院就颁布了《实验动物管理条例》，其后科技部也制定了《关于善待实验动物的指导性意见》。现在，动物实验后还像以前那样随手处理动物 的尸体恐怕要涉及法律问题了，不与时俱进肯定是行不通了。何况这次涉及的尸体是狗的尸体，而且有图有真相，而且还放到了网上，不用细想就知道蚂蜂窝有多 大。

    问题还不止这些，这次记者还挖出了该校的实验动物许可证并不包括狗类，而且已经过了有效期。这如同持过期的驾照开车，而且是C本开客车，从法律上说，学校肯定是错了。

    不遵守法律肯定会有麻烦。

    但是，实验动物尸体处理有问题，不能说明整个学校有问题，更不代表开展动物实验有问题。公众舆论也应该就事论事，医学生们还都是孩子，难免有做事不周全的 地方，但就此推定他们冷血，将来对待病人如何如何等，完全是一种病态逻辑。试问，你家孩子小时候当众摸了鸡鸡，因此说他长大后就是流氓，你认为合适吗？

    值得庆幸的是，该校领导的危机后处理还比较得当，及时的向公众道歉并处理了当事人。错了就是错了，一味的洗白反而越洗越黑。人无完人，医生又不是神仙，承 认错误，及早道歉，变被动为主动是明智之举。高晓松酒驾后被抓，第一时间公开向公众道歉反而给他挣了不少形象分；黄海波犯错了向公众道歉反而得到了公众的 支持。有时候，危机形成了无法改变，危机后处理却能减轻事件的危害，危机公关也是一种能力。

    相似的事情，北京999急救中心的处理就有些欠妥。被记者抓了“现行”不认错，人家拿出了有利证据还在那里辩解，给人以强词夺理之感。最后南墙撞的头破血 流了才被迫认错，搞得多么被动。你看同一个事件首当其冲的南航，开始也和999差不多，后来发现风向不对及时的调了头，才避免了更大的危机。

    既然扯到了和记者撕扯的事情，我再多扯几句。有些记者，可能对医学知识的不了解，根据自己的想象不负责任的报道一些医疗事件，因此误导了公众，我们当然要 跟他们扯，并第一时间向公众做出解释。至于个别记者，比如那个什么乌鸦，小时候可能受过什么刺激，长大后以黑医生为事业，信口雌黄，颠倒黑白，对这种记 者，我们不能只是扯了，要撕，要很撕，要法庭上见，直到法律分出个黑白。

    至于媒体，又是另一回事。媒体代表的是公众，媒体监督是法律赋予人家的责任，知情权是公民的基本权利，医务界应该尊重这些权利和责任，并学会和媒体打交道，一味地抗拒媒体是不明智的。

    现在，我国外交工作的重点之一是让世界了解中国。同样，医务界不仅要学会和媒体打交道，而且还要学会合理的利用媒体，让社会了解医生，了解医疗，了解医务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