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征得基层同意，没有一层一层上报，甚至连国家科委、卫生部可能都不知道，诺奖便把载入史册的科学最高荣誉授给了中国人屠呦呦——一个连英文都不懂、院士都不是、论文都没几篇的中国老太太。这让中国人倍感荣耀与惊喜的同时，也让一些中国人感到了难堪。

早在四年前，屠呦呦被美国的拉斯克奖砸中时，国内就有人把酸犯到了太平洋对岸。有人公开表态说，“这个奖不是我报的，也没有征求我的意见。我不赞成她一个人得奖，我赞成国家科委批准的发明单位都应该得奖”。甚至有人联名向诺贝尔评奖委员会写信，“表达了这样的观点”。

但是，诺奖是不按某些中国人所认同的“程序正确”来办事的，也不是按照地位高低、论资排辈来分果果的。诺奖委员会成员汉斯如此说，“我们是把将奖项颁给受传统医学选出新药的研究者”。

宁可不要这个诺奖，也不要屠呦呦一个人独享。这个看上去正义感很强的呼声，可能符合中国特定环境下的某种思维，但看来并不符合拉斯克、诺贝尔奖的评判标准。价值与价值观的区别，在屠呦呦的人生际遇中昭然若揭。

在诺奖评委会看来，屠呦呦作为青蒿素发现过程中起了关键作用的“发现者”，人类有必要记住她的名字，记住她的贡献。但在一些中国人看来，这份荣誉只能属于祖国，属于集体，属于中医。这是可以拿上台面来犯酸的理由。而台面底下的犯酸，却实际上是犯难。真正的心态在于，中国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纯本土”诺贝尔科学奖得主，不是在数以千计的中国院士身上出现 ，而是任由一个“三无科学家”被墙外之士捧得这么高，这让那些中国正统意义上的科学家、拿着巨额科研项目经费的“领军科学家”情何以堪。也因此，一些肚肠酸翻了天的人士甚至怀疑，这诺奖的评委要么是有意搅局，要么是集体看走了眼。

诺奖不是完美无缺的。但诺奖挑剔的目光，今天看来远没有中国的院士评审制度来得更挑剔，也远没有中国科学界一些自以为出自正统的人士更挑剔。如果不是诺奖，完全有可能，单凭一封慷慨陈词的联名信，屠呦呦这个名字今天很难被中国人拿到台面上来说事。

诺奖没像一些中国人所期待的那样，把屠呦呦的名字从获奖名单上拿下来。这就像诺奖没像许多人所猜测的那样，把桂冠递给分子生物学的研究成果、而是落在寄生虫研究这个相对“小众”领域一样，诺奖的执拗，是不以人的功利诉求而妥协的。

现实就是这样，有的人一辈子都在押题，但他们能够押准上司在想什么、押准自己的哪句话哪个行为方式能够精准地迎合上面的需要，押准科研项目和经费，但他们押到了职称职务，押到了这奖那奖，却押不到诺奖。他们风光了大半生，眼见着人世的风光一下子被这个不善交际、个性直率的“三无科学家”给独占了去，心里差点酸出血来了。

心里酸，是因为屠呦呦在教育背景、学术地位，与自己不相匹配，是因为屠呦呦的实话实说、口无遮拦的个性与这个正统的圈子文化不般配。他们看重的不是一个人的发现，不是这个“只是一个牵头人、参与者”最后的研究成果救了成千上万人的生命，而是在这个环境能够兜得转的被各方认可程度。

屠呦呦是注定不会合群的。这个登不上中国科学领域大雅之堂的女人，不是能力与贡献问题，而是不会说英语，不会写论文，不会说顺话。她有能力改变着人类生存的机体抗争力量，但她无法改变圈子化了的傲慢与偏见。她是孤独的。这个被正统学术所边缘化了的女人，自上世纪70年代初提出用乙醚提取青蒿后，在长达40年时间里，只有1977年署名“青蒿素结构研究协作组”的一篇论文、2009年的一本专著，在中国的医学界刷着一份存在感。直到2011年，这个很特别的中国名字，被拉斯克奖砸中。

这是中国科学领域人为的冷落，是中国人才制度的沦落。尽管今天会有各种犯酸者能够找到很多堂而皇之的理由兑冲这种矛盾，但再漂亮的说词，都无法掩盖中国太多“良币”被驱逐的现实。如果我们今天不愿面对这些现实、这个结果，我们的科学技术就会伴随着更多的张呦呦、王呦呦们被冷漠，而在自欺欺人的麻醉中继续犯酸，继续沦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