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9月16日，投资48.5亿元的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以下简称郑大一附院）新院区投入使用，新增床位3000床。郑大一附院床位总数突破了一万张，再次卫冕“全球最大医院”的宝座。

中央在政策面多次要求各地控制公立医院规模过快扩张。大型医院运转成本高，大型公立医院的快速扩张，助长“小病大治”，造成医疗费用不合理增长。“大树底下不长草”，人们认为无序扩张的公立大医院挤压了基层医疗机构和非公立医院生存空间，不利于分级诊疗制度的建立，不利于群众形成科学的就医习惯，加剧了“看病难”。我国的公立医院，人、财、物三权均让渡给上级主管单位，素来听命于行政指挥棒。为什么公立医院在扩张这个事情上总是与中央大政方针背道而驰呢？
优质医疗资源的稀缺性
观察“巨无霸”大型公立医院，他们的共性，就是辐射区域的优质医疗资源稀缺的矛盾比较尖锐。华西医院、西京医院，病人来自我国的西南、西北大区，服务范围人口上亿。郑大一附院所在的河南省，除了省会郑州，根本没有高水准医疗机构。广东省的人口从1982年的6000余万猛增到今天的上亿，且富甲天下。广东省医疗中心广州市的顶级医院，门诊量几乎是外省同规模、同水平医院的一倍。合肥市第一医院及其热炒“院士工作站”标榜高水平的南院区——开放床位2000张的滨湖医院，虽然在行业新闻里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但是当地一些群众仍在恶搞市卫生局长在该院去世的往事。所以，安徽省立医院舍我其谁，奋力扩张，2016年9月18号，投资18亿元兴建床位2000张的北院区。该项目2018年投入使用后，安徽省立医院开放床位数将突破6000张。
大医院扩张的外因，是社会的实际需求与优质医疗资源稀缺性之间的矛盾。2012年的全国两会上，中华医学会妇产科分会副主任委员孔北华教授指出：“与过去相比，医保覆盖面和水平不断提高，百姓到大医院就医的需求在不断增长，目前大医院的规模难以满足日益增长的患者需求。”孔北华认为，从实际情况来看，省级或更大区域性的大型医疗中心设置四五千张床位也是正常的，“一方面，需求摆在那里;另一方面，大医院经过这些年的积累，也具备了扩张实力”。
孔北华教授的观点，具有官方代表性。长期以来，积极扩建、增加医院收治能力，被有关部门视为化解民众看病难的切入点。但是在我国，优质医疗资源稀缺的矛盾因为资源配置的扭曲继续加深。因为医疗服务价格定价长期低于实际价值，给人以大医院入门的“门槛费”不高的错觉，扭曲了资源配置。这导致基层医疗水平差强人意、居民缺乏足够的专业常识的情况下，一些民众出于“保险主义”，认为去大医院就诊不过就是跟基层相差无几的挂号费再加上车票钱，倾向盲目就医。这导致医院越扩建，病人越多；越是医疗资源稀缺的地区，居民盲目就医越严重，助长了对“看病难”、“看病贵”，降低了医疗的公平性。
 “华西榜样”的魅惑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是广大公立医院向规模要发展、要效益的典型。在石应康院长任内，华西医院的床位规模从1500张猛增至4300张，位居全球第一。众所周知的是，医学是一门经验科学，需要经验和实践的支撑。与规模迅速扩张同步，华西医院这所拥有百年历史的传统名院，拥有了更多的罕见、疑难病例。诊治这些病例提高了华西医院的医疗技术，同时带动了华西的科研。于是，华西医院在短短十几年间，从偏居西南的地方诸侯，成长为当之无愧的国家级医学中心。
本身实力不凡的华西医院在“先做大、再做强”的过程中，同样面对着上级主管机构的压力。然而，“5·12”汶川特大地震灾害发生，规模庞大的华西医院迅速动员，几天之内腾空上千张床位用于收治灾区伤员，并在随后的救灾过程中形成一系列灾难医学的“华西经验”，宣判了规模即是正义。但是，华西医院在地震后收治伤员2608 人，救治重伤员1082 人，规模不到华西医院一半的四川省人民医院同期共救治伤员5700人，抢救危重伤员1000余人。华西医院带给社会的深刻印象，主要源于华西医院过硬的素质，同时院方和社会各界的良性互动也发挥了作用。
2008年也是郑大一附院院长阚全程上任的时间。很难说阚全程的施政方针有没有受到华西榜样的影响，但他随后的动作，几乎是在复制华西的经验。5年后的2013年，郑大一附院规模扩充近五倍，成为开放床位7000张的全球第一大医院，国家重点临床专科等项目的评选可以跟一系列老牌名院一争高下。一所拥有近90年历史的传统老院，走出萎靡，可以跟直接跟北京的医疗界优秀的河南儿女对接。对于一家2001年时积累了几十年的 30余万份病历和十年的财务档案竟被该院一电梯工当作废纸给卖掉的医院来说，简直是凤凰涅磐式的新生。
“华西榜样”之后，各地扩建的公立大医院，很难说没有一个“华西梦”。如今，县医院都可以扩张到1200~1500床的规模，直接与北京、上海的顶级医院对接。公立医院“军备竞争”一般的盲目扩张已经蔓延到了县级。但是，称得上成功复制了“华西榜样”的，恐怕只有郑大一附院了。
科学发展观缺位的政绩观
如今，公立医院的市场化经营需要，助长了医院盖大楼、买设备，以规模为招牌，响应市场。我国的公立医院实质上是经营性单位。然而，受制于落后于市场化经济改革的体制，医院的经营绩效难以有效的称量。一些医院不科学的政绩观在于盲目“求量”。不管是赔是赚，业务量上去了肯定不是坏事。这是公立医院热衷扩张的内因之一。
大医院的扩张热情还来自医师执业管理体制。在我国，医生的执业地点固定，“严进严出”，多数医生一辈子都是同一家医院的人。在自由执业的国家，一些知名医院的医生羽翼丰满，另谋高就，在行业内是很正常的。但在我国，医生被视为医院掌握的资产，医院限制名医跳槽。因为公立医院的人事待遇跟编制、级别相关，经济手段不好用，为了留住有前途的人才，不让他们跳槽，公立医院需要及时增加院区、病区，提拔不满足现状的医生当院长和主任，“用事业留人”。
同时，公立医院的扩张热情还来自上级。公立医院的人、财、物三权均让渡给上级主管单位，在经营过程中，像改制前的旧国企一样，考虑了大量与经营成果无关的事情。这些事情包括以公立医院扩张为表现的“改善就医条件、提升收治能力”；以及兴建新院区填充新的地图，配合和帮助政府的造城冲动。上级单位把公立医院的壮大视为部门重要的利益。这造成国家控制公立医院无序扩张的惊雷，在基层变成了毛毛细雨。
2016年5月24日，为了彻落实《全国医疗卫生服务体系规划纲要（2015-2020年）》，广东省印发了《广东省医疗卫生服务体系规划（2015-2020年）》。在明确了各级医疗机构的配置，规定了各级公立医院的单体规模上限（从县办综合性医院的500张左右到省办及以上综合性医院床位数原则上不超过1500张）之后，《规划》列出了广东省中央属、省属公立医院床位配置标准，一批规模3000床~5000床的巨无霸赫然在列。类似的情况也出现在了其他省份的《规划》中。
自保的需要
2016年，公立医院的盲目扩张终于面对了真正的阻力。新一轮医改，要求公立医院实行药品零差率销售，通过调整医疗服务价格、加大政府投入、改革支付方式、降低医院运行成本等，建立科学合理的补偿机制。但在实际操作中，因为担心习惯了极低的劳务性服务价格的社会发生反弹，目前全国推行的药品零加成改革，几乎没有能够真正通过提高劳务性服务价格来弥补先前的药品收入的。从全国来看，药品零加成改革普遍让医院“内部消化”5%到10%的改革损失。这一经济损失，终于让公立医院的扩张热情降了温。
但是，经营性的公立医院像其他的人格化资本一样，努力保卫既得利益。近日，湖南省一家医院拒收医保患者的消息载于报端。医院拒收医保患者的理由，是药品零加成改革使得医院的收入明显下降，难以负担2000万元的医保垫付款项。但是，2000万的医保垫付款，在全国各大医院当中并非孤例，有的医院甚至要垫付上亿元。涉及的医院之所以敢如此大胆，跟他们在湖南省一枝独大的江湖地位有着密切的关系。同期的湖南新闻，还报道了当地多家知名公立医院拖欠药品货款“倒逼改革”。

规模是各种组织重要的议价砝码。当公立医院公益化改革全面铺开之后，医院能得到财政和社保的多大支持，跟届时的规模和业务量有很大关系。于是，新建的大医院大面积义诊、减免医疗费；层次稍低的公立医院像黑医院似的行贿基层医生“买”病人，诸如此类的不惜工本，也就不奇怪了。一切为了“走量”，为了在改革大限到来之际保证一个足够的规模。至于“走量”的经济性，这跟当前的考核体系关系不大。“走量”既推动了医疗费用的不合理增长，加重社保和医保的负担；又造成公立医院经营上的不经济，多做多赔。

作为公立医院和社保的共同所有者和经营者，面对突飞猛进的医疗开支、告急的社保基金、尾大不掉的公立医院、萎靡不振的基层医疗、社会各界对大医院的狂热追求，一些地方的政府，确实应该认真领会2016年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的会议精神，贯彻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要着力推进基本医疗卫生制度建设，努力在分级诊疗制度、现代医院管理制度、全民医保制度、药品供应保障制度、综合监管制度5项基本医疗卫生制度建设上取得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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