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汉诺威医学院附属医院的肌电图诊室里，一名钢琴家苦恼地对医生展示着他的手--由于肌张力障碍，他的中指在弹钢琴时就会不由自主地翘起，无法下压，更不要提准确的弹奏琴键了。对于靠手吃饭的他来说，这样的疾病是对职业生涯毁灭性的打击。

　　他的救星，一名戴着眼镜的中国医生，正专注的制定着针对肌张力障碍的肉毒毒素治疗方案，对钢琴家来说，这是一根手指的问题，对这名中国医生来说，这是要精确到一块肌肉内控制不同手指运动的一组肌束的精确制导计划：贴在一起的肌束，其负责的制动部件却完全不同，万一出错，那可就是目标手指没治好，旁边的手指反而瘫了。

　　其实这时候，这名医生比患者还要紧张，照理说，他已经是“身经百战，见的多了”，然而，内心如此紧张，不仅是因为钢琴家的手有如外科医生一样，对其本人来说是融合了艺术与技艺的重要吃饭工具，更是因为，在第一次尝试的时候，他把伸无名指的非目标肌束给打瘫了。幸亏，肉毒毒素治疗允许补救--误伤的手指功能会在药效退去之后恢复，就可以再次治疗。此时的这名中国医生，已经不再因为第一次的失误而纠结，在钢琴家患者和导师的鼓励下，他进行了第二次治疗。

　　这一次，皆大欢喜--他成功了！

　　这名治好德国钢琴家手指的中国医生，就是现今同济大学附属同济医院的神经内科医生靳令经--一名手艺高超的医科“极客”。

　　世界这么大，我想去看看

　　21世纪的头几年，同济大学附属同济医院处在一个比较复杂的转型阶段，当时的同济大学决定要重振医学，打算选拔一批青年医生去德国留学，提高专业水平。彼时靳令经已经是神经内科的主治医生，在经过8年的医学实践之后，可以说是进入了一个相对平稳期。

　　可是知道这个消息的靳令经却坐不住了，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叫做“世界这么大，我想去看看”。这一去，成就了一个“中国第一人”。

　　靳令经作为一个好奇心旺盛、学习热情高涨的极客医生，并不满足于校方计划中的“神经专科住院医师培训”，他希望同时进入德国医学博士的攻读流程。这就代表他不仅要进行住院医师的轮转工作，还必须为博士学位的研究课题打拼。

　　当时在汉诺威医科大学附属医院神经内科进行的肉毒毒素治疗引起了靳令经的兴趣：与常规的内科治疗相比，肉毒毒素如果得到精准的应用，能够在很多方面带来意想不到的效果，对同病异症的患者也可以实现更加个性化的治疗。用靳令经的话来说就是：“你可以把它当做一把精准的手术刀”。

　　当然，面对跃跃欲试的中国学生，严谨的德国导师还是有些顾虑。但是靳令经基本功扎实，尤其对肌肉神经解剖结构熟悉到有如吃饭睡觉，不仅如此，他还拿着自己练起了手来。在这种情况下，德国导师同意他参与肉毒毒素的治疗。

　　这不参与则罢，一参与就不得了，靳令经由“一开始别人带我”，发展成为科室实行肉毒毒素治疗的主力，“最后来学习的都是我带他们一起实施治疗”。凭着对技术的浓厚兴趣和钻研热情，他在异国他乡赢得了外国同事的尊重。

　　技术干到这个份上，连德国同行都忍不住提醒他，可以去考一考“德国肉毒毒素行医资格”。几乎是理所当然的，他获得了这张行医资格证。这个“理所当然”并不是因为这张证书有多么的好考，实际上，靳令经是第一个获得这张证书的中国医生，而整个德国获得资质者当时也不过400人。这张证书不仅要求有足够的理论培训，还要求在每一种相关疾病中达到其所要求的治疗病例数，比起一张资格证，它更像是靳令经在德国勤奋学习和行医的证明。


神经内科医生治疗各种肌张力障碍时，常会用到各种口服药物，例如抗震颤麻痹药物、抗惊厥类药物以及某些抗精神类药物。这些药物几乎都有一个短板，那就是作用总是全身性的，对于只有局灶性症状或局灶性症状特别严重的患者，口服药物总有这样那样的缺憾。而肉毒毒素治疗是一种“精确制导武器”，专门针对局部表现突出的病症，恰好可以弥补这一缺憾。

　　这看上去应该是患者非常需要的技术，在开展时却遇到了一些难题。由于肌张力障碍这类疾病尚未被大家广泛认知，患者发病后往往不知该到哪里就诊，即使诊断明确，也不清楚除了口服药还有什么办法治疗；国内对这一治疗技术收费标准缺乏合理的定位，远远低于所需的药费，这样帮助的患者越多，可能在药占比的考核中却越不利；同时，治疗所需的硬件上也有跟不上的地方。

靳令经对肉毒毒素治疗的工作始终是不舍的，用他的话来说就是，“兴趣和责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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