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初，也许只是沙特阿拉伯的沙漠中一头单峰骆驼打了个喷嚏。
无人料到，经过多个环节的衍生递进，至2015年6月，在距离沙特阿拉伯7000余公里的韩国，发源于中东地区的一种传染病确诊病例数不断攀升。数千人被隔离，从大学到幼儿园都开始停课……这种叫做“中东呼吸综合征”（MERS）的传染病，令亚洲各国紧张应对。
截至6月11日，韩国确诊MERS感染者122人，其中包括一名39岁的孕妇和一名警察，隔离人数超过3000人，近30家医院收治感染者。考虑到韩国的疫情，韩国总统朴槿惠已经决定推迟原定于14日开始的访美行程。
5月底，一名韩国人携带病毒进入中国深圳，中国出现首例输入性MERS确诊病例。香港则决定将传染病应变级别由“戒备”提升至“严重”。
面对疫情，中国已经开始行动。官方普遍认为，12年前的SARS危机，意外地给中国疾病控制带来成长的机会；经历了2003年的SARS洗礼，中国的疾控效率和能力大有提升。
也有分析指出，中国在SARS之后建立了全球规模最大的传染病疫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网络直报系统，但并未得到检验，是否存在漏洞、效果能否彰显，不能事先料定。因此，对于演变中的疫情，尚不能掉以轻心。
来势汹汹的MERS疫情，会不会演变成类似SARS的威胁？中国疾控体系准备好了吗？
【上篇】MERS前世今生
MERS，学名“中东呼吸综合征”（Middle East Respiratory Syndrome）， 其人类感染个案首次于2012 年9 月在实验室确诊。世界卫生组织（WHO）指出，引发这种传染病的是一种新型冠状病毒，过往未曾在人类中发现。
之后几年间，全世界许多国家陆续拉响MERS警报，制定预案。
研究表明，中东呼吸综合征与2003年肆虐全球的SARS，同属冠状病毒。其传染性不及SARS，但致死率比SARS高。患者感染MERS病毒后，其症状和SARS略微相似，会出现急性和严重的呼吸道疾病，伴有发热、咳嗽、气短及呼吸困难，严重者会出现肾功能衰竭和死亡。
据韩国卫生部的统计数据，截至5月16日，全球共有20多个国家通报了总计1142例MERS病例，其中死亡人数为465人，致死率高达40.7%。
MERS在韩国的蔓延速度很快。从6月4日至9日的六天内，MERS确诊感染病例从41人增加到95人，翻了1倍。截至发稿时，韩国确诊MERS感染者122人，死亡10人，隔离3439人，成为继沙特之后MERS在全球感染人数最多的国家。
到目前为止，韩国的确诊病例全部来自医疗机构内部，未发现社区内有人际传播病例。韩国政府公开的医院名中，包括MERS疫情首发地平泽圣母医院、病例最多的三星首尔医院，以及首尔峨山医院、汝矣岛圣母医院等。
目前仍无证据显示，该病毒具有可持续的人传人能力。不过，令人担心的是，目前对中东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尚无可用的疫苗或特异性治疗方法。
全球传播链
2012年6月，在沙特阿拉伯，一种未曾在人类中发现的新型冠状病毒，首次在一位死于严重呼吸系统疾病的患者体内被分离出来。
此后，该病毒一度被称为“新型冠状病毒”，代号EMC/2012。最终，它被命名为“中东呼吸系统综合征冠状病毒”，代号MERS-CoV，简称MERS病毒。
所谓冠状病毒，是一类大型家族病毒，因其形状像圆形的头冠而得名。冠状病毒有很多种，常见的冠状病毒是一些日常感冒的罪魁祸首；最著名的冠状病毒之一，则是曾在2003年肆虐中国的急性呼吸综合征（SARS）病毒。
从2012年第一例病例出现，到2015年6月3日，WHO共接到全世界范围内1179个确诊MERS病例。疫情覆盖地区包括中东、非洲、欧洲、亚洲和北美的25个国家。其中超过85%的病例都在沙特阿拉伯。
追踪各国病例的传染链，源头均指向中东。
自2012年科学家首次发现MERS确诊病例以来，病毒似乎在整个阿拉伯半岛循环，逐渐蔓延至周边国家。直到2013年2月，英国确诊一例MERS病毒感染病例，标志着MERS的足迹延伸至欧洲和非洲。其后，法国、突尼斯、意大利分别于当年5月相继确诊了MERS病例。
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欧洲还是非洲，这些地区的MERS患者在确诊之前几个月，大多有过去中东地区旅游或工作的经历。但这些旅行相关病例在本国内似乎很少感染其他人。
此时的MERS，其传播速度还比较慢。截至2013年5月8日，法国通报一起MERS感染确诊病例之时，全球共向世卫组织通报了31例MERS实验室确诊病例，其中18例死亡。
MERS真正展现它的威力，是2013年下半年后。该病毒在短时间内导致沙特阿拉伯涌现大批患者。截止到2013年9月22日，沙特阿拉伯共确诊107例MERS病例，死亡49例。到2014年5月21日，沙特阿拉伯共确诊MERS病例540例，死亡175例。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沙特阿拉伯被确诊为MERS的患者人数增长了近4倍，死亡病例增长了近2倍。
与此同时，马来西亚、菲律宾以及美国也发现MERS病例。
2015年是MERS继续肆虐沙特阿拉伯的一年，MERS病例不断攀升。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截止到6月1日，全世界范围内1054例MERS病例中，超过1000例来自沙特阿拉伯，其病例数占全球总数近九成。
2015年5月20日，韩国报告了第一例MERS病例。感染者近期曾前往沙特阿拉伯、卡塔尔、阿联酋和巴林，回国后发病。追踪他在韩国的接触者，已发现有29人确认为感染病例，其中2人死亡。这些病例包括医院的护理人员、在同一家医疗机构就医的其他患者以及他们的家庭成员。
世界卫生组织指出，MERS在医院场所和家庭场所的传播，此前在其他疫区也有出现，韩国只是中东地区之外最大的医院场所暴发地。
不过，尽管病例数字增长骇人，但WHO认为，韩国的MERS传播模式并不特殊。6月3日发表在著名医学杂志《柳叶刀》（Lancet）的一篇文章也指出，到目前为止，MERS病毒对公共健康的威胁依然是“地方性的、低级别的”。
当然，该文章也指出，病毒也许会出现变异，如果它在人类之间的传播能力一旦增强，大规模流行的可能性也将提高。
所幸变异似乎还没有出现。6月6日，韩联社报道，韩国卫生当局宣布，基因测序显示，目前在韩国流行的MERS病毒与中东流行的病毒基因序列几乎一致，可以确定未发生变异。
目前，WHO呼吁各国对MERS病毒的传播保持警惕，但并未建议开展出入境筛查，也并没有发出对韩国的旅行或贸易禁令。
尽管如此，韩国和周边国家、地区对MERS的恐慌，依然被每天更新的确认感染病例的数字不断放大。
起底MERS
肆虐于全球的新型冠状病毒MERS，到底是什么来历？
据《柳叶刀》杂志文章的介绍，骆驼可能是MERS病毒的一大宿主，这也许是人类感染的动物来源。但骆驼在病毒传播中的具体作用以及具体传播途径尚不清楚。
WHO关于MERS的公开信息也表示，MERS病毒是一种从动物传到人类的人畜共患病毒。目前，研究者已经在埃及、阿曼、卡塔尔和沙特阿拉伯等国家的骆驼中，分离出了与人间菌株相同的中东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毒株。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冯子健告诉财新记者，人和骆驼的病毒基因序列数据表明，两者之间存在密切联系，但不排除存在其他宿主的可能。目前发现携带MERS-CoV病毒的，是中东地区的单峰骆驼，而中国的是双峰骆驼，公众不必过于恐慌。
2014年8月，香港大学和国际研究团队发现，单峰骆驼携带的中东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MERS-CoV）可以感染人类。这一研究结果在《柳叶刀》上发表。这是迄今对骆驼MERS-CoV最全面的研究。报告指出，由于骆驼MERS-CoV主要存在于骆驼的口腔和唾液中，亦可在它们的粪便中找到，因此，前往中东和非洲东北部的游客应避免接触骆驼，保持良好的个人卫生。
在2003年抗击SARS时，香港大学医学院微生物学系主任袁国勇做出过重大贡献，是他首先确认SARS是冠状病毒，而非其他衣原体或微生物。袁国勇向财新记者介绍，有研究认为，MERS病毒可能源自东非蝙蝠，之后传给了骆驼；病毒在传播中发生基因改变，后来经由东非的骆驼传播到其他阿拉伯国家。袁国勇称，病毒起源和传播过程仍需进一步科学确认。
鉴于2003年SARS暴发带给人们的深刻记忆，很多媒体把此次的MERS 称为“新SARS” 。它与SARS究竟有何异同？
从病理学上，这不难回答。MERS与SARS同属冠状病毒，同为棘手的人畜共患病。MERS的可能宿主为单峰骆驼，而SARS的宿主则是中华菊头蝠。
在感染症状方面，两种病毒也很相似，均有明显的呼吸道感染、发热等症状。比起SARS，MERS的病程更短一些。不过，两种病毒的传染性有所差异，MERS病毒的传播能力并不强，大部分感染者为年长、体弱者，与SARS迅速感染青壮年人群，有所不同。
与死亡率不同，病例致死率指的是在已诊断的病例中的死亡几率。在综合致死率方面，MERS的致死率更高，目前达到36%，SARS的致死率为10%左右。
世界卫生组织的信息，中东呼吸综合征的潜伏期为7天至14天。人类感染MERS病毒后，临床表现多种多样，有时表现为没有症状或者轻微呼吸道症状，有时则可导致严重急性呼吸道疾病，甚至死亡。感染者的典型症状包括发热、咳嗽和呼吸困难。
肺炎是较为常见的症状，但并非百分百出现。在肺炎基础上，中东呼吸综合征的临床病变进展迅速，很快会发展为呼吸衰竭或多器官功能衰竭，特别是肾功能衰竭，甚至危及生命。少数病例的病情相对较轻；个别病例（如免疫缺陷病例）则可能有腹泻等SARS型临床表现；重症病例则可能导致呼吸衰竭，需要在重症监护室内机械通气和支持治疗。
此外，有的感染者也曾出现过腹泻等胃肠症状和肌肉酸痛等症状。目前的统计显示，老年人、免疫系统功能脆弱和慢性病人感染后，所造成的后果更为严重。
袁国勇指出，此次韩国感染者逾九成是长期病患的男性老年人，这可能因为老年人机体再生能力弱，免疫反应弱。至于为何是男性，袁国勇称，女性整体健康水平要强于男性。
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骆驼与人类密切相处的国家，居民应避免接触骆驼，只吃全熟的骆驼肉，避免饮用生的骆驼奶和骆驼尿——这听上去有些奇怪，但在中东一些国家，骆驼奶是重要的营养来源，而饮用骆驼尿，则是中东一些地区治疗某些疾病的“偏方”。
当然，与骆驼密切接触的人毕竟是少数，大多数人类感染MERS病毒的病例，源于人际感染。但世界卫生组织指出，MERS病毒在一般情况下并不容易出现人际传播，除非与感染者进行没有防护的密切接触。因此，医护人员向病人提供治疗一定要高度重视自我防护。
世界卫生组织6月8日起进驻韩国，与当地疾控部门联合开展MERS疫情调查。WHO官员安伯乐克（Peter Ben Embarek）6月9日在一场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目前还不知道韩国第一个病例在中东当地是如何被感染的，“他并没有与动物接触的经历，尤其是与骆驼接触的经历。”
谈及MERS病毒变异的可能性，复旦大学基础医学院陆路教授告诉财新记者，冠状病毒作为RNA病毒，确实存在变异的可能性。一种病毒在进化的过程中，可能会更加适应宿主，越来越适应人类。在变异过程中，病毒的传播力提高，其致病性会相应降低，更有利于其更加广泛的传播。
从目前MERS病毒的序列分析上来看，有一些位点的变异，但没有发生大的变异，其传播力也没有发生变化。陆路介绍，对于MERS病毒还有更多需要探讨和研究，例如“为什么SARS病毒一年就走了，而MERS已经出现了好几年，还在存活”？陆路指出：“存在的越久，在人群中进化的可能性就越大。”
人传人危险几何
一条很可能的路线是，MERS病毒从骆驼传给人类，然后在人类之间传播。
此前曾有研究称，在中东地区一些发病的骆驼的主人体内，发现有病毒样本，与骆驼体内发现的病毒相同。
然而，病毒是如何从骆驼传染到人的，路径尚不明确。有可能是经呼吸道感染，也有可能是其他类型的接触。例如，一个沙特阿拉伯的MERS病患，曾经为病骆驼施用鼻滴药水；同时，这些病骆驼的奶中也有大量病毒。
MERS病毒在人际之间的传播方式，则较为清晰。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CDC）在回复财新记者的邮件中表示，中东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MERS-CoV）与其他冠状病毒一样，是通过感染者的呼吸道分泌物传播，比如咳嗽。但医学界对于MERS-CoV传播暂时还没有更精确的解释。
WHO指出，MERS病毒在韩国暴发，就是典型的医疗场所的人际间传播。这也是在病毒发源地沙特阿拉伯之外，出现的最大规模的MERS暴发。
世界卫生组织回复财新记者采访称，MERS病毒并不容易发生人际感染，除非在人与人密切接触，如医护人员未自我保护即看护患者的情况下。
即便如此，目前尚无证据显示，该病毒具有可持续的人传人能力。
袁国勇告诉财新记者，以往MERS病毒在中东大多二次感染即停止，“这次韩国超过一半是第三代感染，很特别。”他指出，要么是病毒的问题，要么是人的问题。
他进一步解释称，“病毒的问题”是指病毒发生变异，传播能力增强；“人的问题”是指环境问题，和空气流动量、卫生状况、医护人员护理时是否戴口罩、是否注意手部卫生都有关系。
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院士高福也表示，目前尚无证据表明，和早先的病毒相比，MERS病毒有了很强的变化。
冯子健告诉财新记者，从现在的情况看，MERS的传染性比起SARS来是相对弱的，但“比较可怕的地方”在于其致死率高，特别针对老年患者。
截至目前，MERS在韩国主要在医院传播。WHO官员安伯乐克说：“我们依然面对的是单一的传播链。”他的依据是，韩国自第一个病例出现后，每一个感染者都与此前曾处理过感染病例的医院有过接触，暂时还没有在医院之外传染的病例出现。
他认为，MERS在韩国暂未形成可持续的人际传播。可持续的人传人病毒应当是很容易在人之间传播，并且不论经过几代传播，其传染性丝毫不减。这意味着在单一的传播链条之外，还有其他可持续的传播渠道。
“韩国目前仍是单一的传播链，并且在可控范围之内。我们知道谁把病毒传染给了谁，并且都在控制之中。应当把可持续传播和一般意义上的社区传播区分开来。”他说。
从目前情况看，自身免疫力较低的人易受MERS感染，包括糖尿病人、慢性病人、肺部疾病患者、心脏疾病患者等。“早期症状都不明显，”安伯乐克说，这也意味着感染者在发病初期可能并不能被诊断、隔离，直到病情非常严重。
灵药何在
尽管MERS尚无直接威胁，但这种致死率高的传染病目前尚无特效药和疫苗，仍让人心焦。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称，“目前，对中东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尚无可用的疫苗或特异性治疗法。”这意味着，目前还没有确保有效的治疗方案，医院只能给予患者支持性的治疗，并基于病人的临床状况而定。
其实，早在MERS在韩国迅速暴发之前，各国科学家对于MERS病毒感染机理和抗MERS的药物研发已经开始进行，中国学者也深入参与其中。
复旦大学基础医学院教授姜世勃团队，在抗MERS的药物研发方面已取得一些进展。
2013年开始，该团队与国外机构合作，经过设计和改进，研发出了抗MERS的多肽HR2P-M2。测试结果表明，在两种可感染MERS病毒的小动物模型上，经鼻腔给药，多肽HR2P-M2有体内抗MERS病毒的作用，可保护动物免受致死剂量病毒的攻击。
同时，该团队还与美国国立卫生院的研究人员联合开发出一种可“秒杀”MERS病毒的抗体，该成果已经在动物模型中完成了体内有效性监测，并发表在《病毒学杂志》上，但尚未进行临床实验。
陆路也是该团队的研究人员之一。他对财新记者表示，埃博拉病毒肆虐期间，曾有美国研究者使用研发期间的药物成功救治多位病人。在疫情紧急及征得相关部门以及患者同意的情况下，该课题组所研发的多肽抑制剂和抗体或许可用于MERS病毒感染的治疗，挽救病人生命。此外，美国还尝试利巴韦林和干扰素联用疗法，业界评价其有效果，但副作用较大。
此外，哈佛大学等多个机构也在研发针对MERS的药物和疫苗。
冯子健介绍，关于疫苗研发，目前主攻方向是针对骆驼这一传染源，而非人类自身。这一策略与预防狂犬病类似。但从弄清病毒特性到设计疫苗研制的技术路径，再到测试疫苗效果，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前文提及的疾控系统的专家指出，“在疫苗方面，现在是靠不上的。”这是因为，疫苗研发投入大，时间长，动辄近千万，而且三五年也未必成功。就算花费大量资金并研制成功，如果没有市场，“谁也不会做这赔本的买卖，除非政府下订单”。
这位专家说：“照目前的状况来看，很少由企业专门进行研发，还是需要政府和企业发挥合力。”
不仅MERS，还有许多威胁全人类健康的流行病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比如同样令世人揪心的埃博拉病毒。“无论科研还是生产，都太急功近利了。”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疫苗行业专家曾对财新记者表示，如果不是国家支持和整体部署，很少会有企业研发非洲病的疫苗。
在每一场人类对病毒的大战中，最大的问题是病毒病原体在不断改变，人传人的能力可能加强。尽管MERS目前尚未出现变异，但这不代表以后不存在变异可能。专家表示，在分离出亚洲患者携带的病毒之后，需要继续做好预防性研究。
“这就是疫苗研究的难点，你刚研究出一点成果，病毒就又变了，疫苗研究就要推翻重来。往往你研究的速度赶不上它变异的速度。”专家说。
现阶段疫苗的研究工作主要是毒株的选择和确定。不过，疫苗生产的技术路线究竟是选用基因重组，还是用病毒本身进行培养生产，经灭活之后制备疫苗，仍处在研究阶段，尚无定论。 目前，卫生系统对病毒毒株共享持开放态度。通过绿色通道，毒株可以跟世界卫生组织相关实验室共享，也可以跟一些民间医疗机构共享。
专家透露，十年前SARS暴发时，华大基因曾非常想拿到毒株进行研究，但因为是民营企业，“要毒株到处被撵”。最后，多亏军事医学科学院的院长亲自拍板，华大基因方才拿到样本。拿到样本四天后，华大基因就完成了基因组测序分析、蛋白质分析、抗SARS药物筛选的工作。
现在，世界卫生组织流感参比与研究合作中心向数个国家分让了毒株，美国、英国、中国都在进行疫苗研制工作。
【下篇】中国考验
MERS进袭全球，中国亦难幸免。
5月28日，国家卫计委通报，广东已出现中国首例输入性MERS确诊病例。该病例在旅行时已有症状，因此他的旅行足迹，成为阻断MERS在中国传播的至关重要的线索。
提起MERS，人们总会下意识地想起2003年的SARS，毕竟那次浩劫给中国人带来的记忆过于沉痛。事后，内地和香港就中国的疾控体系进行了全面升级整改，对突发性疫情防控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财力。目前，中国共有各级疾病预防控制中心3000多家，卫生人员20万人。官方认为，中国已经初步构建起功能完善、反应迅速的疾病预防控制体系。
北大公共卫生学院教授宋文质称，SARS的出现，“给我们敲了一棍子，敲醒了”。
那么，是不是此次就可以高枕无忧？有专家指出，亦不能掉以轻心。因为这个网络大却疏漏，漏洞主要来自传统传染病和新发传染病的双重压力。且病毒在传播过程中，可能进行多次变异，但中国目前大部分实验室不具备检测跟踪能力。
此外，人口大规模流动增加了防治工作难度。对人口控制能力有限，也是疾控网络的漏洞所在。
目前，粤港两地所有与MERS患者密切接触者均未出现不适，半个月的隔离生活仿佛虚惊一场。然而，对中国而言，MERS考验是就此结束了，还是真正的考验尚未到来？
韩国镜鉴
目前，韩国共有近30家医院涉及传播MERS病毒。为什么一种疾病会使这么多医院受到影响？分析人士指出，拥挤的急诊室或是罪魁。
首尔大学公共卫生研究所（Graduate School of Public Health at Seoul National University）流行病学教授赵成日（Cho Sung-il）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说，韩国医院非常拥挤，在急诊室发生密切接触的几率更高，座位和床位往往紧挨在一起。
韩国人就医的习惯看上去和中国人非常相似。大韩感染学会（Korean Society of Infectious Diseases）理事长金宇柱（Kim Woo-joo）对《纽约时报》说，很多人都想到大医院就医，一些人甚至会在急诊室一直等待下去，直到出现空床位。“在大医院，我们发现人满为患。这是非常典型的韩国现象。我想，当有新的传染性病毒暴发时，情况就不妙了。”
WHO官员安伯乐克则分析，韩国患者如果对第一家医院的诊断有疑问，往往会到多家医院就诊。“所以MERS在韩国医院内传播的一个原因是，这些感染者在未被确诊前到不同的医院、诊所就诊。”
韩国政府6月9日预计，MERS暴发数量有望开始下降。安伯乐克认为，未来还将看到新的病例出现，直到所有感染者都不再能传染给他人为止。“只要所有感染者都被隔离，新增病例就会减少。”
他不排除在社区出现新病例的可能性，因为接触者非常多，可能会漏掉一些人，或者有些在家隔离的人会传染给家人。不过，根据安伯乐克的判断，社区新病例不会对这一事件造成大的影响。
MERS疫情在医院间传播早有先例。此前沙特、阿联酋、卡塔尔都有医院间MERS疫情大规模传播的情况，法国、英国有小规模传播。2014年在沙特出现了约200个医院传染MERS的病例，今年以来沙特已经有20起医院间传播的情况，但范围都不大。
“我们并不知道这种医院间传播的原因是什么，目前看来，似乎与医院拥挤的环境，大量的病人共处一室，缺乏对病毒传播的控制，以及很难快速辨别出MERS感染者有关。”安伯乐克分析。
有观点认为，韩国政府在疫情暴发的初期没有采取有力措施，隐瞒信息，致使MERS传播范围越来越大。
韩国政府最初是将受到影响的医院以字母命名，比如医院A，医院B，后来才在其网站上公布了所有出现感染者的医院全名。
“政府除了公布数据，还要对数据本身进行解释，否则外界单纯看这些每天都在增长的病例数据，可能会引起恐慌情绪。政府需要解释这些数据都是从哪里来？为什么会增长？数据的出现都不是无缘无故的。”安伯乐克说。
针对韩国镜鉴，袁国勇对财新记者反复强调医院内做好感染控制的重要性。他指出，韩国的医护人员如果做足卫生措施和防护，“情况要好得多”。
在医院发生感染的疾病不仅是SARS和MERS。WHO的一项调查结果表明，全球医院感染患者人数达1400多万。北京地坛医院主任医师蔡皓东医生则在自己的博客上写到，医院感染的防控像一座大坝，保护着患者的安危和医院的正常运行。但大坝的日常管理、监测和维护丝毫不可疏忽。
蔡皓东认为，韩国MERS在医院中暴发，再次敲响医院感染防控的警钟，提醒我们要加强医院感染的防控，希望“消毒隔离监查员”回归病房。“否则，MERS有可能成为又一次SARS流行的悲剧。”
香港在行动
2003年SARS后，香港的传染病防控体系迎来转折点。
十余年前，SARS最初袭击香港时，港府认为情况不算严重，时任卫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长的杨永强还说，香港暴发多名肺炎属于夸大事实。后来，SARS的势头越来越猛，死亡病例大批出现，港府才开始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但已为时过晚。
基于SARS的沉痛教训，2004年的6月1日，港府在卫生署下设卫生防护中心，把“与本港及国际的卫生机构合作，务求在香港有效预防和控制疾病”视为中心使命。同时，港府承诺，做到“实时监测、通报风险、迅速反应”。
香港还特别引进了三级应变机制。针对MERS，港府早在2014年6月就发布《香港特别行政区中东呼吸综合征应变计划》（下称《计划》），根据疾病的传播能力、传播地域、患者临床病情的轻重等因素，将MERS疫情对应三种级别：“戒备级别，严重级别，紧急级别”。随着级别的提升，指挥系统和防控方案逐步升级。
威尔士亲王医院的“抗非斗士”、香港中文大学防治传染病研究中心主任许树昌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SARS洗礼后，香港迅速建立起一整套传染病防疫机制。自2005年起，香港15家公立医院每家配置80张隔离病床，至今全港已累计超过1400张。私家医院遇传染病个案，会就近转到公立医院。
在隔离方面，香港8A隔离病房均设有双重防菌门，负气压抽气系统每小时至少换气12次，基本可以保证病人一咳嗽，病毒立马被抽走。医护人员普通巡防时要戴医用口罩，进入隔离区穿隔离衣，用酒精实时消毒医疗器械已成为香港医护人员的日常习惯。
除了医院，其他社会机构也被动员起来。为应对潜在的禽流感风险，香港市场上用于摆放鸡鸭的笼子需加设防雀网，防止野生鸟类接触家禽，传播病菌。所有活禽不能在香港的市场上过夜，卖不完必须扑杀。每过半个月，活禽摊位停止交易一天，彻底消毒，清理粪便等残留物。
2015年6月8日，香港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高永文表示，针对MERS小区域传播风险增加，香港决定将传染病应变级别，由“戒备”提升至“严重级别”。所谓“严重级别”即指目前出现的疫情，对人类健康造成新而严重影响的风险。
“严重级别”启动后，按照《计划》，香港当局会设立督导委员会，由食卫局局长担任主席，负责统筹政府的应变工作，并由食卫局提供秘书处支援。具体措施包括启动为中东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而设的电子平台，考虑设立指定诊所，制定分流程序，在基层护理层面就把有相关症状的患者分流出来，在指定医院隔离和治理确诊个案等。
内地有进步
和香港一样，SARS灾难对中国内地也是一记警钟。SARS之后，政府加强了疾病监测体系，医务人员和医疗机构对严重疾病的警觉性大大提升，各级疾控机构的技术能力，特别是快速诊断能力得到了提高。
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宋文质对财新记者说，当年SARS的悲剧很难再次在MERS来袭时重演。
宋文质表示，中国近年来对突发性的疫情防控投入了“非常大的人力、物力、财力”，广东惠州出现首例输入性MERS病例后，卫生部门马上追踪到78名与其密切接触者，足以证明“中国的防控体系非常严密”。
此外，曾用于SARS检验的防控手段，用于MERS同样可以发挥重要作用。SARS防控期间，不少病例都是通过村委会、居委会及时发现上报的。比如在甘肃，乡村医生功不可没。还有定点医院的设置，让SARS疑似病例能得到迅速的诊断和治疗。
宋文质告诉财新记者，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不太重视传染病，也没有把它作为公共卫生工作的重点，防控体系不甚健全。SARS发生时，政府没有及时披露感染状况，很多地方以及医院医生都没有引起重视。北京首例SARS病例即是从广东输入的，那名患者进京前就已经出现了明显的症状，却没有被及时隔离。而今，这样的状况有所好转。
不过，尽管中国在应对突发疫情方面已经积攒了一定的经验，宋文质仍然不敢断言MERS一定不会在中国集中暴发。毕竟，MERS所处的时代与SARS已经大大不同。交通越来越便利，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越来越紧密，全球化让国家与国家紧紧捆绑在一起。在这种情况下，一种疾病传播到另一个国家的风险非常高。即便有进出口检疫制度，还是会有“漏网之鱼”。
在宋文质看来，广东惠州MERS病例出现后，有五六名密切接触者过了好几天才找到。这说明，如果有患者明知自己的情况，而不愿主动接受隔离，就会为MERS的暴发埋下隐患。
更重要的问题还在于MERS本身。虽然MERS已和人类相处多年，且人传人的能力还不够强，但未来是否会变异，是否会进一步适应人类，“还很难讲”。
引起宋文质担心的是，截至6月1日，韩国首例MERS患者已经传染了17人，“这个传染指数是相当高的。”
网络已成，疏漏难免
宋文质的担心，其实也是疾控系统的共识。
据疾控系统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专家透露，早在2012年，当这个新型冠状病毒刚被发现甚至还没有被命名的时候，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就已经建立了针对该病例的监测，动态关注国外疫情发展和流行病原的变化情况。
这位专家介绍说，北京市目前共有55家网络实验室，自2012年来，首先加强实验室的培训，使其具备检测能力；之后下发技术方案，发现疫情后及时启动。此外，疾控部门还加强了与出境检验检疫部门、农业部门的联防联控，并保持信息畅通。其中，特别加强对前往中东和其他出现疫情的国家和地区的劳务输出、援助、商务旅游人员的登记、健康教育和监测工作。
专家认为，经过三年多时间，北京市已经具备对MERS病毒的发现和实验室检测能力。一旦发现病例，北京地坛医院、北京佑安医院将定点接收患者，争取把疫情控制在最小范围。
“对于呼吸道传染病的防控，我们经验很多，也不陌生，它的防控道理都是一样的，我们每年会有一到两次的全员的培训，也会有针对可能收入中东呼吸综合征这样的病人，进行相关的应急的演练。对这个疾病，我们的认识是，随时有可能会出现输入的病例，但出现大规模暴发的可能性还是不大的。”
目前，中国共有各级疾病预防控制中心3000多家，卫生人员20万人。官方称，中国已经初步构建起功能完善、反应迅速的疾病预防控制体系，这也是全球规模最大的传染病疫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网络直报系统。按照国家规定，100%的县级以上疾病预防控制机构、98%的县级以上医疗机构、94%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实现了法定传染病实时网络直报，从医疗卫生机构发现、诊断后逐级报告的平均时间由直报前的5天缩短为4小时。
“但实际上，这个网络还是有疏漏的。”专家解释，漏洞主要来自传统传染病和新发传染病的双重压力。以MERS为例，在传播过程中，病毒可能进行多次变异，而中国目前大部分实验室不具备检测跟踪能力。“可以说，MERS暴发两三年了，中国了解MERS的人很少，只能说凡是发烧感冒的先控制起来。”专家指出，不具备检测能力就意味着控制会很混乱，交叉感染不能避免。
另外，即便对已知病毒具备检测方法，获得标本后数天时间即可得到结果，但对未知病毒的确认却非常复杂。根据国家相关规定，我国有关方面对外通报检测出一种新病毒，要经过国家疾控中心复核后确认，也就是说国家疾控中心要把病例标本拿过去，重新做一遍检测，只有与先前结果一致，才能算做新病毒报出来。问题在于，“这样算下来，时间是很长的。”
对于一个传染病来说，掌握各地的发病情况、全盘汇总监控，对控制疫情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专家透露，当年SARS暴发，为了弄清北京一地的患病人数，一位卫生部的副部长用了一周的时间，对北京地区二级以上的175 家医院逐一进行了核查，才掌握北京地区收治的病例。现在，疾控中心在疾病监测管理系统中增加了MERS项，最新的病情能第一时间统计汇总。
但是，人口大规模流动增加了防治工作难度，对人口控制能力有限，导致网络的很多地方存在疏漏。除非病人到大城市三甲医院就医，否则，“大多数医院是搞不清楚状况的。”官方现在只能加大口岸检疫的力度，从关口上尽量堵住。“一旦堵不住，国内暴发起来，局面就很难控制。”
“北京有55个实验室，非常先进，但好久都没用了。现在疫情也没暴发，大家都盲目乐观，根本不知道防控到底行不行。”专家说。
惠州直面考验
惠州，是中国最先迎接MERS考验的城市之一。
坐落于惠州西湖侧畔的康帝国际酒店，这半个月来门庭冷落。中国首例MERS确诊病例——现年44岁的韩国人金某，曾到此入住。
6月10日16时，距离韩国人金某5月26日抵达惠州将满半月，这家五星级酒店依然是门外绿树掩映，室内装饰奢豪，但客人寥寥。酒店大门侧旁的立式液晶显示屏播放着滚动海报，其中一幅交通广告赫然出现“永东直巴”四字——“永东直巴”即是金某从香港国际机场前往惠州的的搭乘交通工具之一；另一幅白底黑字的酒店通知，上书中文、英文、韩文三种文字。
面对财新记者提问时，酒店大堂经理略显谨慎，仅表示平日里韩国客人较少、欧美客人略多。至于金某是否在此入住、近日客人是否变少等问题，对方仅称，翌日酒店四楼将会召开新闻通报会，酒店方面将有代表出席。
有接近惠州市卫计局人士透露，5月28日，当地疾控中心第一时间到达康帝国际酒店，进行消毒处理。现在，这家酒店也希望对外表个态，“酒店可以放心入住了”。
在6月11日的新闻通报会上，这家酒店的总经理董承锝直陈此事的负面影响，声称已对酒店造成直接损失约有600万元，包括已有客人搬离酒店和入住客人减少带来的损失。
另一家金某曾经入住的酒店——三阳酒店，同样遭遇损失。这家酒店的总经理刘远鹏告诉财新记者，直接损失约有100万元，主要是餐饮和客房业务的损失。他预计，负面影响还将持续一段时间。
中国的MERS疫情防控战发端于5月26日。当日，韩国人金某从韩国仁川国际机场登机，乘坐韩亚航空OZ723航班飞赴香港，尔后经由深圳沙头角口岸进入惠州，在惠州城区游走30多个小时之后，方被接入惠州市中心人民医院（下称惠州中心医院）就诊。5月29日，金某被确诊为MERS病例，成为中国首例输入性MERS病例。
这一确诊病例在旅行途中已有症状，故此，其旅行足迹已成阻断MERS在中国传播的关键线索，粤港两地尤其是惠州，成为重点疫情防控地区。
金某到达中国之前，曾在韩国医院探望76岁的老父亲——韩国第三例MERS确诊病例。金某在韩国就已出现体温过高等MERS常见症状，医生建议他取消到中国出差的行程，但建议未被接纳。
惠州中心医院社工部相关负责人向财新记者介绍，金某5月28日凌晨初到医院的身份，是MERS病例密切接触者。大半夜里，医生、护士都接到了紧急通知，连夜起来应战。
消息传出不久，这家惠州惟一的三甲医院，便隐现恐慌情绪。初时，邻里街坊也是人心惶惶。
知情人透露，惠州中心医院有一名医生获知此事不久便请了假，回老家避风头。不少平日路经这家医院的的士司机告诉财新记者，刚开始四五天，医院门口的车辆、人流都少了很多，过了一阵才慢慢恢复常态。据接近惠州中心医院医护人员的当地人士了解，最初几天，医院营业额确实有所下滑，从6月1日起，营业额才逐渐恢复正常。
惠州市委宣传部5月30日发布告示，安抚民心。告示称：当前首要工作是控制源头，同时须对接触者进行全面排查；医务人员的预检分诊、隔离观察、院感防控、护理等培训工作，也应全面展开。
前述惠州中心医院社工部相关负责人告诉财新记者，该医院是按国家《传染病防治法》进行严密防护。广东省防控MERS疫情专家组，也有派驻专家坐镇。金某初到医院时，高峰时期约有50名护士投入诊治护理相关工作，现在主要是由ICU（重症监护病房）整个科室的13名医生和接近40名护士轮班诊治护理，每班四小时，每天六班；每班有三名医生，多名护士，其中一名护士需要进入病房特护，其他护士则负责协助防护服装穿着、传递物品、录入数据等工作。
该负责人介绍，标准ICU有特定的区域和通道划分，这次惠州中心医院设有临时间隔，实施更加严格的区域划分。
6月10日下午，在医院工作人员带领下，财新记者来到位于惠州中心住院部B区二楼的ICU病房，楼道里甚少人影，ICU病房设有医护人员通道、病人通道和家属接待室，大门均是紧闭。
惠州卫计局局长许岸高曾向媒体介绍ICU的情况：金某所在的ICU病房是负压隔离病房，借助技术手段实现病房内气压低于房外，门窗打开之后，空气“只进不出”；病房内的空气，须经彻底消毒后才能排出室外；病房全部用品采取高级别消毒措施。医护人员每次进入ICU，都须穿着防护服，离开时从头到脚彻底清洗，所有衣物也须在严格消毒后才能离开隔离区。
许岸高公开介绍了金某的治疗方案：一是提供加强抵抗力的药物，提高病人身体抵抗力，杀伤病毒；二是展开对应治疗，“他缺什么我们就补什么，他出现什么问题我们就解决什么问题”，保证病人拥有充足体力对抗病毒；三是进行常规心理护理，有段时间病人在阅读相关新闻后变得悲观、情绪压抑，这时，心理疏导就显得重要。据称，整体来看治疗方案效果明显。
此外，惠州境内负责追踪的66名密切接触者连日来未见异常。财新记者从当地权威人士处了解到，这66名密切接触者分为两批：首批38人，安排在惠州仲恺区进行集中隔离观察；第二批28人，安排在惠州城区。
在这场MERS考验中，惠州市耗资不菲。许岸高告诉财新记者，惠州市财政拨款800多万元，主要用于购买诊治金某所需的专用医疗设备，以及防护服等防护材料。
6月10日上午，广东省卫计委官网挂出一则通报，密切接触者及其家属们悬着的心终于放下。通报称：截至6月9日，在广东境内的75名密切接触者无人出现不适，密切接触者均经两次咽拭子标本检测MERS病毒核酸，结果均为阴性。
另据惠州市卫计局6月11日通报，惠州境内的首批密切接触者，已于6月9日晚12时正式解除隔离措施；第二批也于次日晚12点解除隔离。另据财新记者了解，广东境内的其他密切接触者，现已全部解除隔离措施，这其中就有金某的翻译——现年31岁、家住深圳宝安区的李某。
在金某抵达中国的首站——香港，与金某搭乘同一航班的19名密切接触者，6月9日隔离期满，当日便全部离开隔离营。
粤港两地密切接触者目前已解除隔离观察。这半个月的经历，仿若虚惊一场。但显然，中国的MERS考验尚未结束。惠州的疫情防控工作，当地官方评价为“取得阶段性胜利”，这其中又有哪些不足或改进空间？
在前述6月11日新闻通报会上，惠州卫计局局长许岸高回应财新记者发问时，总结了此番惠州疫情防控工作有待反思、改进的三个问题。一是沟通合作问题。疫情防控是联合作战，合作既有纵向的，如国家和省、市各级政府之间的合作，也有横向的，如公安、海关和外事侨务等部门之间的合作，还有交叉的，如外事侨务与医院之间、医院与公安之间的合作。初始各方合作偶有摩擦，很快便能解决，现已有良好沟通机制；
二是执行标准问题。以病人的临床标本化验为例，医院需要区分什么情况下可在普通实验室化验，什么情况下必须在医院专门实验室、专机专用。这类标准如果控制过于严格，则可能造成不必要的医疗资源滥用和浪费，过于宽松则可能导致传染，不利于疫情防控。由于金某是中国首例输入性MERS确诊病例，因此执行标准稍微较高。日后，何种标准是为合适，有待各界专家探讨研究；
三是如何应对国际传染病病人的问题。这是惠州第一次遇到MERS这样特殊的传染病，在寻找合适翻译、提供患者饮食、患者心理疏导等方面，惠州都有提升空间。
至6月10日，惠州市面上接近恢复正常，韩国人金某带来的虚惊已经成为一个插曲。财新记者在惠州市区街头走访，路上行人无一佩戴口罩。酒店、食肆正常营业，到了夜间，宵夜照常。汽车站、学校等人流集中点也未见异常。惠州中心医院内外熙熙攘攘，在急诊部和住院部所见，大部分人都未佩戴口罩。
“感觉不像SARS那种大规模的疫情，大家也没觉得有多恐怖。”出租车司机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