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不采取行动，明天就无药可用。”——抗生素耐药性问题究竟有多严重？

中国：每两个孩子里，一人尿样可检出抗生素

6月3日，JAMA指出在美国，抗生素耐药性细菌每年致死2.3万人，并引发200万例感染；而世界范围内，每年有70万人死于抗生素耐药问题，死亡病例主要来自亚洲和非洲。

按目前的趋势发展下去，专家预测到2050年，每年将有1000万人死于抗生素耐药问题，其中，来自亚洲的死亡病例将占47.3%。

众所周知，中国是抗生素耐药大国。这句话被喊了多年，以至人们对此都习以为常了。直到两个月前，一项来自复旦大学的研究再次敲响警钟：在受调查的中国孩子中，每两个孩子里，就有一人尿样可检出抗生素。

这项调查抽检了1000余例来自3个省市的儿童样本，结果58.3%的儿童尿样都检出至少一种抗生素，这还是排除了肝肾疾病患儿的结果。在一个儿童体内，最多竟能检出6种抗生素。同时检出2种及以上抗生素者达26.7%。

研究指出，在我国不少地区，儿童体内很可能普遍存在低剂量抗生素。而长期摄入低剂量抗生素会诱导细菌产生抗性，到了需要临床用药时，面临无药可用的危险。

新药研发趋缓，低利润难吸引大型药企

随着抗生素耐药性的诱导和发展，临床上可选用的抗菌药物日趋减少；与此同时，新药的研发进程却在变缓。

在1983年-1987年，美国FDA共审批通过了16种新型抗生素，但在2008年-2012年期间，通过的新抗生素才只2种。

在制药业，资金和人力更倾向于投入能带来高利润的抗癌药、心血管病药物、精神病用药等药物。相比之下，抗生素潜在的商业利润低了许多。

哈佛医学院副教授Aaron Kesselheim指出：“现在在抗生素领域上，许多新型的创新进展都是由学术型医疗机构或小型的生物制药公司做出的。考虑到临床上对抗生素的高额需求，这项工作需要更大的公共资源投入和适宜的鼓励措施。”

在这点上，美国政府堪称表率。在过去几个月里发布了一系列措施，翻番了2016年在抗生素耐药上的财政预算，总额高达12亿美元。为鼓励新药研发，美国政府给予了适当的经济补偿，比如2012年，对研发出新型窄谱大环内酯类抗生素、非达霉素（fidaxomicin）的制药公司，美国政府同意填补其新药成本及市场价之间50%的差价，使这个几十年来首个被批准用于耐药性艰难梭杆菌感染的新药得以推广。

控制抗生素：在医院院墙内外的行动

“当然，对现有药物，我们同样需要设置一个体系，保证的它们的合理使用。” 哈佛医学院副教授 Kesselheim强调道：“否则，我们将永远都无法跳出目前困住我们的这个恶性循环。”

对现有用药，不滥用，不误用，尽可能地保住它们的有效性——这不仅是临床医生的责任，也是每一位公民的责任。

研究指出，儿童体内的抗生素更多受到环境和食品的影响。每年，全球牲畜消耗6万多吨抗生素，单就美国而言，这个国家生产的80%的抗生素，被用于畜牧业——显然，滥用抗生素和诱导耐药性的罪魁，绝非医生。

正如Kesselheim所说的，抗生素耐药是一场没有国界的战争，这也是一场不分医院内外的战争。

“在医院内，我们需要快速诊断（识别病原体）的工具，以便使用窄谱抗生素，充分控制感染。同时，需要在公众教育中增加滥用抗生素的危害、限制抗生素在农牧业中的使用。”